不过，我们仍然认为“新儒美学”这个命题具时代的意义。何以言之？因为近百年来，中国文化衰微了，儒家之教散塌了，中国人的文化教养已大大地不如往昔了。我们从日常生活的言行举止、仪节礼貌，以及生活环境的整洁，守法守分的生活态度，就可以看出现代中国人的表现，已经不足以和日本人韩国人相比了。记得12年前，我在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作访问研究，某日，看到一间大百货公司陈列的瓷器，无论造型、图案、色调，中国货都比不过日本货；瓷器乃是中国的招牌，竟然也被人家比下去了。那时节，我这个“江西人”按，江西景德镇之瓷器，自北宋以来，千年享誉不衰。我原籍江西，所以对瓷器的感受特别强烈。心里的窝囊慌张，实在难以言喻。当然，你可以说中国瓷器的精品，仍可胜过日本瓷，但少数精品以外的一般货物为什么不知加以改进以求精美呢？这表示当代的中国人已然失去了美学方面的理解和感受，也失落了美学方面的教化功能。这就是我之所以对金泰昌教授提出“新儒美学”感触特深的缘故。

今后的中国文明，无论表现分别说的“真”、“善”、“美”，或表现合一说的“真善美”，总要在“理念”、“生活”、“器物”这三个层次上都能表现美、成就美。而儒家的德教也应“充实而有光辉”以达到“即真、即善、即美”的理想之境。而依于阳明的知行思想，这不只原则地可能，而且也事实地可能。我们向往文明之美与生活之美，愿与天下人共勉之。

出席日本京都“国际阳明学会议”（1997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