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尔摩斯一本正经地说：“你太过奖了。让我们听听，你是怎样获得这样一个可喜可贺的成绩的？”

这位探长在扶手椅上坐了下来，洋洋自得地吸着雪茄?忽地拍了一下大腿高兴地说道：“真可笑，雷斯垂德这个傻瓜，他还自以为高明呢，可是他完全搞错了方向。他现在肯定还在寻找秘书斯坦格逊的下落呢。这个家伙就像一个没有出世的孩子和这个案子根本毫无关系。我敢断言，他现在多半已经捉到那个家伙了。”

他讲到这里得意洋洋地哈哈大笑，直笑得喘不过气来。

“那么，你是怎样得到线索的呢？”

“啊，我全部都告诉你们吧。当然喽，华生医生，这属于机密，只有自己人可以谈谈。首先必须克服的困难就是要查明这个美国人的来历。有些人也许要登登广告，或者等着死者生前的亲朋?友出来，自动报告一些消息。葛莱森的工作方法却不是这样的。你还记得死者身旁的那顶帽子吗？”

“记得，”福尔摩斯说道，“那是从坎伯韦尔路129号的约翰?安德尔父子帽店买来的。”

葛莱森听了这话，脸上立刻显出非常沮丧的神情。他说：“想不到你也注意到这一点了。你到那家帽店去过没有？”

“没有。”

“哈哈！”葛莱森放下了心，“不管可能性有多么小，你也决不能把任何细节放过。”

“对于一个伟大的人物来说，任何事物都不是微不足道的。”福尔摩斯像在引用什么至理名言似的。

“好，?找到了店主安德尔，我问他是不是卖过一顶这种尺码、这种款式的帽子。他们查了查售货簿，很快地就查到了，这顶帽子是送到一位住在陶槐巷，夏本尔公寓的住客楚博尔先生处的。这样我就找到了这个人的住址。”

“漂亮，干得很漂亮！”福尔摩斯低声称赞着。

“我跟着就去拜访了夏本尔太太。”这位侦探接着说，“我在询问时发现她的脸色非常苍白，神情十分不安。她的女儿也在房里——她真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当我和她谈话的时候，她的眼睛红红的，嘴唇不住地颤抖，这些自然逃不过我的眼睛。福尔摩斯先生，这个时候我就开始怀疑起?了，你懂的，当你发现正确线索时，那是一股什么劲儿，只觉得浑身舒畅得使人发抖。我就问道：‘听到你们以前的房客克利夫兰城的楚博尔先生被人暗杀的消息了吗？’”

“这位太太点了点头，她似乎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她的女儿忍不住流下眼泪来。我越看越觉得他们对于这个案情有所了解。

“我问道：‘楚博尔先生几点钟离开你们这里去车站的？’

“‘8点钟，’她不住地咽着唾沫，压抑着激动的情绪说，‘他的秘书斯坦格逊先生说：有两班去利物浦的火车，一班是9点15分，一班是11点。他是赶第一班火车的。’

“‘这是你?最后一次见面吗？’我一提出这个问题，那个女人倏地一下变得面无人色。好大一会儿工夫，她才回答说：‘是最后一次。’可是她说话的时候声音沙哑，极不自然。

“沉默了一会儿以后，这位姑娘开口了。她的态度很镇静，口齿也很清晰。她说：‘说谎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妈妈，咱们跟这位先生还是坦白好了。后来我们的确又见到过楚博尔先生。’

“‘愿上帝饶恕你，你可害了你的哥哥了！！’夏本尔太太双手一伸，喊了一声，就向后倚在椅背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