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四篇论文起初以本书的副标题为题目，发表在由我指导的《意象》( Imago)期刊第一卷与第二卷上。它们是我将精神分析学的观点与研究成果初步尝试性地应用于社会心理学( Volkerpsychologie)的结果，以求解决某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就这几篇论文所提出的方法论来说，一方面可以与冯特( Wundt)的详尽研究相对照，冯特的理论假设以及非分析的心理学研究方法，围绕着相同的主题展开；另一方面，这些方法也可以和精神分析的苏黎世学派的作品进行对比，该学派力图运用社会心理学的材料来帮助解决个体心理学的问题。[见荣格(Jung) 1912和1913]。需要承认的是，正是由于这两种研究，使我获得了撰写这些论文的起始动力。

我深知我这几项研究的缺陷。开拓性研究的一些必备的特征，自也不需我再赘言。只是一些其他的问题，还需要有所解释。本书收进的四篇论文，旨在引起广大有识之士的兴趣，但除了对于很少一部分初步掌握了精神分析学的根本特征的读者之外，这些论文事实上很难被人们理解和赏识。我希望这些论文能成为沟通社会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学者和精神分析学家之间的桥梁。然而，并非任何一方所缺少的东西都全部能够从中获得，它们既不能给前者足够的关于心理学方法的引介，也不能使后者充分地掌握用来处理的研究资料。若能引起双方的注意，并促使他们相信，他们之间不断的合作将会有益于各自学科的研究，便已经很使人满意了。

读者会发现，图腾与塔布（这本小书便以此为题）这两大主题并没有得到同等的对待。关于塔布的分析比较确定，解决问题的时候也尝试着给出了详尽的解说。关于图腾的研究我们却只能宣布：“在阐释图腾问题上，精神分析学目前能够有所贡献的就是这些。”这种差异与塔布仍旧存在于我们之中这一事实有关。尽管它以一种消极的形式表现出来，并指向另一主题的事实，但它们的心理本质与康德( Kant)的“绝对命令”( categorical imperative)没有什么区别，以一种强迫性的方式发生作用并排斥任何有意识的动机。图腾崇拜则相反，它是一种异于我们的现实情感的陌生的东西，一种事实上已被放弃并由更新的形式替代的宗教——社会习俗。在当今各文明民族的宗教、风俗及习惯中，它只留下极其微小的痕迹；即使在那些仍受其控制的部族中间，图腾崇拜也早已被大大地改变了。人类历史中社会和技术的进步对塔布产生的影响，较之对图腾的影响，要小得多。

本书试图通过保留在人们童年时代的图腾崇拜遗迹，即在我们的孩子们成长过程中发生作用的潜在因素，来推论图腾崇拜的本原意义。图腾与塔布的密切联系使我们在提出本书的理论假说时又往前进了一步。即使结果可能使这假说看起来很难成立，也没有理由指斥此假说成立的可能意义，毕竟多少会有助于接近那极难重构的真实。

于罗马，1913年9月

希伯来文本前言 ①[①此希伯来文本前言，在德国首次发表于《全集》(1934，12，385)。后据称由施泰贝尔( Stybel)翻译的希伯来文译本将在耶路撒冷出版。实际上，直到1939年，才由泽弗尔(Kirjeith Zefer)翻译出版了希伯来文本。]

本书（希伯来文本）的读者不会认为将自己置身于作者的情感状态是件容易的事。毕竟他对圣书的语言已经一无所知，对他祖先的宗教也和对其他宗教一样已完全生疏，也没有为民族主义的理想做过什么。但是，他从来没有抛弃掉他的人民，他感到自己在本质上仍然是一个犹太人，并且无意于改变此一本质。如果有人问他：“既然你已放弃了所有这些祖国同胞的一般特征，还有什么能表明你的犹太身份呢？”他会回答：“很多很多，可能还是最根本的。”他现在还不能把那本质用语言清晰地表达出来，但总有一天，作为科学家的他，会做到的。

因此，这样一部研究宗教和道德起源的著作，虽然并没有采用犹太人的观点，也没有偏爱犹太人的例外，却被译成了希伯来语并放到了这样一些读者手中，书中的古老习语都是他们从不离口的母语，对于它的作者，的确是一次十分特别的经历。这位作者更希望和读者共同坚信，公正的科学不会再与新生的犹太民族的精神形同陌路。

于维也纳，193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