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美这个人，身兼革命家和青洪帮的双重身分，其为人一向胆大妄为，而且心狠手辣，民国多起著名的政治暗杀都有他的身影。比如光复会陶成章被刺一案，便是陈其美一手策划，其因为个人利益而在革命同党身上下如此黑手，实在令人咋舌。更讽刺的是，在“陶案”之后，大家都发表通电抓凶手，陈其美也说要抓凶手，可凶手原不是别人，正是陈其美指使手下蒋介石干的。

在宋案两个月后，陈其美又策划了一场对洪帮大盐枭徐宝山（当时也参与了革命）的暗杀，使用的手段是特制了一个古董花瓶定时炸弹，然后由冒充的古董商送到徐家，将徐宝山炸死。值得注意的是，宋案中的报案人也是个自称卖画的古董商人。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夏瑞芳与上海守备使北军将领郑汝成，也都是被陈其美所策划暗杀，他还派人暗杀过与他争上海都督的光复军领袖李燮和，虽然这次未得手，但也将李燮和从上海吓跑。陈其美的作风一向独断专行，1911年12月12日，他在不经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将镇江军政府总参谋、攻克南京有功的江浙联军参谋长陶骏葆枪毙，并打算刺杀镇江军政府都督、北伐军临淮总司令林述庆（林述庆后来在1912年也是死得莫名其妙）。

在宋案中，陈其美的影子似乎无处不在，但目前又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陈其美到底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在“二次革命”期间，上海检察厅的很多原始档案都被陈其美的士兵有意捣毁，真相更是难以查明。也许冥冥中有天意，擅长暗杀的陈其美最后也在1916年被人暗杀，这次的主使人却是同时参加革命的帮会人物张宗昌，而且是同门。

最不可思议的是，目前绝大多数的历史书，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甚至是历史小说，都异口同声地断定袁世凯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元凶，随后他又杀了武士英、杀了应桂馨、杀了赵秉钧，还在临死前的那个月派人刺杀了陈其美。倘若洪述祖早一点被抓被杀，估计也得算在袁世凯的头上。

黄兴曾在宋案后激愤地说：“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但正如《论语》中所说，“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认定袁世凯是杀人元凶，只因为袁世凯是个称帝复辟的坏人，所以历史便可以不顾证据的鉴别与细节的推敲，只管将屎盆子一股脑儿地扣在袁世凯的头上，这种各取所用的历史政治化，又是何等荒唐可笑与不负责任。在宋教仁遇刺案上，历史又何尝不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跟随袁世凯多年的机要秘书张一麟曾对刺宋案做过评语，他说：“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奋勇谓能毁之。袁以为毁其名而已，洪即唆使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酿巨祸。袁亦无以自白。小人之不可与谋也，如是。”

于右任是宋教仁的好友，他给雕像撰写的铭文惨烈沉痛。到底是谁杀了宋教仁，众多史书，众说纷纭，至少到现在为止，不得不遗憾地说，宋教仁被刺杀一案仍旧是一个谜。于右任先生在铭文中“勒之空山、期之良史”的愿望，至今都没有实现。

斯人已去，太息长存。4月13日, 在宋教仁逝世后的第三周,国民党人在上海举行追悼大会,前来为宋教仁致哀者竟然达到2万余人。4月25日,谭人凤等人请求政府为宋教仁铸像并开设公园，以资纪念。1914年6月，公园建成，地址就在宋教仁遇难处不远（今闸北公园）。宋教仁遗体被迁入墓地的当天,前来送葬者又达数万人，谭人凤、王惠宠、居正、章太炎等国民党要人及其社会名流也都纷纷赶来参加葬礼。

宋教仁墓的顶端塑有鹰斗蛇的青铜雕塑, 墓寝坐北朝南,近似正方形,四周砌有24根圆头方柱,连成石栏。墓前有一大碑，碑文“宋教仁先生之墓”数字,乃孙中山先生的墨迹。墓区正中，雕有宋教仁的全身西服坐像,像座正面刻“渔父”两字,系章太炎篆文手迹；背面刻铭文“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於乎!九泉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系于右任所书。

宋教仁的墓园原是乡间，经几十年的发展后，如今早已是栖身上海闹市，在今天的闸北公园，宋教仁墓依然矗立，周围也有很多人在此健身，虽说热热闹闹，但宪政主义先行者宋教仁的事迹却早已少有人知。在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宋教仁的雕像多少显得有点落寞和孤寂。

也许是命运的捉弄，宋教仁太年轻的躯体，可能真的无法承当如此大的雄心壮志。在他即将到达政治生命的顶峰时，黑暗的陷阱却早已布下，宋教仁刚刚三十二岁的生命之火和无数人为之激动的宪政理想也随之无情熄灭。

时代的巨浪，将这位年少英雄推上了政治的浪尖，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无可抗拒地死亡，虽说这是宋教仁的宿命，但又何尝不是无数国民的宿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