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略）忆公有《上韶州张殿丞书》，其言日：  “自三代之时，国各有史，而当时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职，不负其意，盖其所传，皆可考据。后既无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虽雄奇俊烈，道德流衍，不幸不为朝廷所称．辄不得见于史。而执笔者又杂出一时之贵人，观其在廷论议之时，人人得讲其然否，尚或以忠为邪，以异为同，诛当前而不慊，讪在后而不羞，苟以厌其忿好之心而止耳；况阴挟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恶，疑可以贷褒，似可以附毁，往者不能讼当否，生者不得论曲直，赏罚谤誉又不施其间，以彼其私，独安能无欺于冥昧之间耶？”呜呼！尽之矣。此书作于庆历皇秸间，当是时公已见称于名贤钜公，而未尝有非毁及之者也。然每读是书，而不禁欺欷累叹，何其有似后世诋公者，而公已先言之也。自古前代有史，必由继世者修之，而其所考据，则必有所自来。…若为宋史者元人也，而元人尽采私书为正史。

当熙宁新法初行，在朝议论蜂起，其事实在新法，犹为有可指数者。及夫元祜诸臣秉政，不惟新法尽变，而党祸蔓延，尤在范、吕诸人初修撕宗实录》。其时邵氏《闻见勃、司马温公缬语涑水纪闻》、魏道辅《东轩笔录》，已纷纷尽出，则皆阴挟翰墨以餍其忿好之私者为之也。又继以范冲朱墨史，李仁甫长编，凡公所致慨于往者不能讼当否、生者不得论曲直，若重为天下后世惜者，而不料公以一身当之，必使天下之恶皆归。至谓宋之亡由安石，岂不过甚哉！宋自南渡至元，中间二百余年，肆为诋毁者，已不胜其繁矣。由元至胡中叶，则有若周德恭，谓神宗合赧、亥、桓、灵为一人；有若杨用修，斥安石合伯鲧、商鞅、莽、操、懿、为一人，抑又甚焉。又其前若苏子瞻作《温国行状》，至九千四百余言，而诋安石者居其半。

无论古无此体，即子瞻安得有如是之文？后则明有唐应德者，著《史纂左编》，传安石至二万六千五百余言，而亦无一美言一善行，是尚可与言史事乎哉？（后略）

陆颜两先生，皆一代大儒，其言宜若可信；而蔡氏者又博极群书，积数十寒暑之日力网罗数千卷之资料以成年谱，而其持论若此，然则居今日以传荆公，欲求如克林威尔所谓“画我当画似我者”，不亦戛戛乎至难之业哉？虽然，以历史上不一二见之哲人，匪直盛德大业，腌没不章，抑且千夫所指，与禹鼎之不若同视，天下不复有真是非，则祸之中于世道人心者，将与洪水猛兽同烈。则夫辟邪说拒淫辞，扬潜德发幽光，上酬先民，下奖来哲，为事虽难，乌可以已？是则兹编之所由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