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非敢谓绍圣本之誉荆公者，遂为信史，然如元秸、绍兴本欲以一手掩尽天下目，则吾虽欲无言，又鸟可得也？蔡氏所撰《荆公年谱》载靖康初杨时论蔡京疏，有南宋无名氏书其后云：

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秸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进，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会无涉。至于龟山在徽宗时，不攻蔡京而攻荆公，则感京之恩，畏京之势，而欺荆公已死者为易与，故舍时政而追往事耳。  （后略）此其言最为洞中症结。荆公所以受诬千载而莫能白者，皆由元秸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造为已甚之词。及道学既为世所尊，而蜚语遂变铁案。  《四库提要》推原妹史>舛谬之故，由于专表章道学，而他事不措意，诚哉然矣。颜习斋又尝为韩倔胄辩冤，谓其能仗义复仇，为南宋第一名相。宋人诛之以谢金，实狗彘不如。

而宋史以入之奸臣传》，徒以其得罪于讲学诸君子之故耳云云。朱竹坨、王渔洋皆论张浚误国，其杀曲端与秦桧之杀岳飞无异，徒因浚有子讲学且为朱子所父事，遂崇之为名臣，而文致曲端有可杀之罪，实为曲笔云云。凡此皆足证（铼史》颠倒黑白变乱是非之处，不一而足，而其大原因则皆由学术门户主奴之见，有以蔽之，若荆公又不幸而受诬最烈者也。吾故先评之如此。吾言信否，以俟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