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斯顿接下来指出，他没有发现确凿证据表明“中国领导人正积极地试图制衡美国的力量，以期破坏美国支配的单极体系，并代之以一个多体系”得出这一结论的不光是约翰斯顿，1997年，一位美国空军军官认为：“中国正在实施宏伟的军事现代化计划，但这些计划仍然以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有效保卫祖国为目的。”换言之，就连美国军方人士都认为中国的行动是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的行动。

但是，如果我们让中国走下国际舞台，要求其在周边地区发挥作用，那么在与东亚其他国家打交道时，中国还会表现得像个负责的国际社会成员吗？这个问题引发了不小的争议。美国空军学院的一位军官1999年撰文写道：“在文化、历史和新出现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推动下，中国将成为东亚霸主。”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持有相反观点。

言，一个成熟的中国将重振昔日的“朝贡体系”。一位学者指出系结合了“庇护者一被庇护者”的关系、经济相互依存性、安全协议，文化同化、政治仪式和仁政。中国人自身呢？他们如何看待自己的关系？学者们发现“从事各种职业的中国人都如出一辙地宣称，有鉴于中国以往在外国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手中的可怕遭遇，中国绝不会在其他国家制造同样的苦难”。

那么，谁是对的？鹰派还是鸽派？从目前来看，外界显然普遍将中国视作负责任的成员——即便与邻国打交道时也不例外，2005年，乔治敦大学外交学院的亚洲问题访问学者罗伯特·萨特（Robet,Sutter)说，北京“进一步接受全球化，表明中国领导人已经对美国的实力和亚洲事务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意识到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在亚剥带来许多好处”。在萨特看来，中国在亚洲的行为意在实现5个长远目标标：

1.帮助稳定中国的外交政策环境，让中国集中致力’

济发展和政治稳定。

2.促进有助于中国发展的经济交流。

3．妥善解决台湾问题。

4．在实力和影响力与日俱增的中国将如何行事的问题上，打消本地区的顾虑，让邻国放心。

5．增强中国的区域和国际实力及影响力，以此为手段，帮助建立一种含混的世界秩序。

这些当然并不完全是善意的目标，但也不表明一个区域霸主或帝国主义大国正在崛起。如果萨特是对的，那么北京表现得像是一个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邻国应该能看出事实确是如此。

如果达特茅斯学院的教授康灿雄( David Kang)和兰德公司最近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中国的邻国正是这样看待北京的。康灿雄2007年对东亚政治关系的研究工作得出两个结论：(1)中国的邻国并不谋求制衡北京，它们在迎合北京；(2)这种迎合态度源于“若干利益和信念——是多种特性的特殊混合体，其中并无恐惧心理”。并无恐惧心理？算了吧，我们讨论的是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一个核大国，邻国怎么会不惧怕北京呢？康灿雄也认为，乍看之下，这全然没有道理。国际关系和人际互动的传统理论经常假定，有了实力就会引起他人的恐惧。然而，亚洲（日本除外）民意调查的结果显示，人们倾向于对中国的崛起持赞许态度。此外，民调表明，很少有人支持在与中国打交道时采取对抗态度。这就把我们引到了迎合中国的问题上。康灿雄认为，大多数亚洲国家认为没有理由不迎合中国，因为“这些国家……认为，中国在本地区动武的可能性很小”。

当调查美国的6个盟友和主要安全伙伴如何看待中国近10年来的崛起时，兰德公司恰恰得出了这个结论。兰德公司指出：

‘东亚不会逐步沦于中国的霸权统治之下。

·中国不会逐步暗中把美国赶出该地区。

·本地区各国不会对中国趋炎附势。

·东亚国家不会为了制衡中国的力量而实施军事现代化。

·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甚至没有促使本地区各国扩大军事预算或部队结构。

简而言之，兰德公司的研究证实了上述学者的观点——外界广泛将中国视作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就连在东亚都不例外。这是个惊人的发现。解读国际关系的传统方式表明，占据支配地位或者正在崛起的国应该会谋求成为霸主，或者至少会谋求成为一个竞争型的实力集团的领袖。这样的野心应该会令邻国感到万分紧张。

等级体系，而非霸权不过，解读国际关系的传统方式极有可能是错误的——至少在解释中国的行为时是如此。中国领导人不赞同谋求形成均势或国际霸权的心态，似乎是从等级角度看待世界的。我想这不是一个容易论证的观点一亨利·基辛格是均势政治的最著名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我们就以他的著作为例。基辛格认为：“主要亚洲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具有欧洲19世纪均势，体系的大部分特征。中国将获得超级大国地位。其他亚洲国家则很可能会谋求制衡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

但是，兰德公司的研究结果表明，基辛格对亚洲的判断也许是错误的。我们不应该套用陈旧的欧洲模式来理解当前形势．而是应该寻找其他解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建议我们借助亚洲历史来帮助解释中国目前的行为，就像基辛格借助欧洲历史来解释莫斯科对华盛顿的态度一样。此外，我建议我们抛开基辛格的理论，思考一下政治学领域流行的新观点。

2007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政治学教授戴维·莱克( David Lake)发表了一篇题为《逃离自然状态：世界政治中的权威与等级体系》的文章。莱克开篇便指出：“长期以来，国际关系理论认为现代国际体系处于一种缺乏政治权威的自然状态。”他继而说，这种假设会引出一个顺理成章的结论：国际体系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任何国家对另一个国家都不具有权威。然而，莱克指出，历史上的情况并非如此。相反，他提出，国际体系内部始终存在多种多样的等级关系，其中包括：帝国一受保护国，势力范围，还有“从属国把全部或部分主权转让给支配国的其他关系”。

当一个国家认识到另一个国家具有控制某种行为的政治权威时，这种等级关系就形成了。按照莱克的说法，、当“从属国认识到支配国有权发布某些命令，而自己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执行这些命令，否则就要承担相应后果”的时候，政治权威就确立起来了。这一点的重要性何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莱克解释了国际体系中的混乱无序状态和等级体系的区别。他解释说，所谓混乱无序状态，是指“谁都没有指挥权，谁都没有服从的义务”。另一方面，当一些国家获得指挥权（凭借政治权威），而其他国家承担了服从的义务时（因为承认这种权威），等级体系就出现了。

在研究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的关系时，康灿雄也得出了非常相似的结论。事实上，他认为中国的邻国之所以相对不太畏惧中国的意图，原因之一是该地区存在过1000多年的等级关系体系。康灿雄这样解释此种关系：

东亚的传统国际秩序包括整个地区共同的一套准则和愿望，指引着关系发展并促成了大体上的稳定。在中国人看来，过去1000年的世界包括文明国家（中国）和野蛮国家（其他所有国家）——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周边国家的明确接受。按照这种观点，只要野蛮国家愿意向中国皇帝俯首称臣，表示正式接受等级体系当中的较低地位，那么中国人既没有出兵的必要……也没有出兵的愿望。明确接受中国的区域秩序观，就会获得中国的外交承认，可以开展国际贸易和外交。

这种解释论述得非常充分，但留下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向中国皇帝俯首称臣”究竟是什么意思？康灿雄解释说，俯首称臣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礼节性的行为，包括小国定期派遣“朝贡使团”，并且在更换统治者的时候征得皇帝形式上的批准o（第二个程序称作“册’封。）康灿雄继而指出：“向中国俯首称臣不会丧失太多独立性，因为这些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主管理内部事务，可以奉行不受中国约束的外交政策。”我要强调这一点。换言之，只要一个国家至少在形式上承认现状，就可以追求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不必担心遭到本地区强国的欺凌。

并非只有康灿雄以这种方式解释亚洲历史上的国家关系。费正清这样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外交政策目标：

1．中国历来显示出对区域“支配地位”的偏爱。

2．这种“支配地位”的基础是显示中国的“优越性”并获得相应的尊重。

3．中国显然借助这种“优越性”，来推广和睦共处。

中国的首要政治目的是保护自身不受内陆亚洲的威胁。内陆亚洲是指长城以北和以西的广阔地带，包括今天的蒙古、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北京认为，长城是“野蛮”游牧民族与文明／有教养世界的分界线。除了极少数例外，“文明人”都生活在长城的中国一侧。大门以外的军事冒险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仅限于击退新出现的威胁和降伏出现麻烦的地区。即便这些冒险行动也与西方的“圣战”和战争有着显著不同，因为“文明的”中国人通常会避免实施封建统治，而更愿意让这些国家成为自行管理内部事务的“朝贡国”。唯一的限制条件是什么？就是接受并承认中国皇帝的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