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蒙古人的希望在朝廷上得到了讨论。可是，明朝君臣不但不打算讲和，还开始讨论收复河套的计划。蒙古人大怒，发兵攻陷古北口长城，包围了北京，并在河北大肆劫掠。震动了明朝朝野上下。蒙古人撤出以后，朝廷讲和的呼声高涨起来。在皇帝面前的讨论中，著名的忠臣杨继盛慷慨陈词，坚决反对讲和互市，认为和敌方贸易是示弱，是辱国，一定要先报仇雪耻。嘉靖皇帝被杨继盛的慷慨陈词打动，要卷起袖子大干一场。可是，著名的奸臣、大将军仇鸾却站了出来，先卷起了袖子，不过不是准备和蒙古人打一仗，而是卷起袖子把杨继盛大骂了一番：小子连寇都没见过，说得到轻巧！

其他大臣也站在奸臣这一边，主张讲和互市。杨继盛辈的主张被弃置一旁，本人也因仇鸾背后使坏被贬官。开放互市的政策定了下来。原来，所谓“爱国贼”并不是现代产物，而是古已有之。

当然，虽然杨继盛被贬，但“爱国贼”并没有后继无人，互市因此时断时续，停停打打，明朝有时会以各种理由关闭互市，实施贸易禁运，蒙古人则以武力进袭作为报复。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双方对于战与和的利益对比有了清楚明确的认识。互市终于稳定下来。1570年，双方达成协议——隆庆和议，正式实现了和平和贸易。“自是边境休息，东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镇，数千里军民乐业，不用兵革，岁费省什七”。

军费节省了70%，这只是直接收益，间接的收益则是无法计算的。不但避免了战争造成的经济损失，而且，边境一带由于处于农牧区的分界线，由战争的受害者一下子变成了贸易的受益者。今人玩味不已的“晋商”就是从那时开始奠定了发展的基础。

明朝的边贸政策为清朝所延续，于是，在清朝的历史上，人们就没有再看到来自北方游牧的边患。相反，蒙古人还成为满族统治者的坚定盟友，“满蒙亲善”。这种特殊关系虽然来自于双方早期的战略合作，但持续的贸易关系无疑也是重要的凝聚因素。贸易创造了和平，贸易创造了友谊。对此，魏源评价说，隆庆和议不仅息明朝边塞五十年之烽燧，且开本朝（指清朝）二百年之太平。

在所谓的“常识”中，重要的一项就是认为买东西不如抢东西。抢东西多好啊！不用花钱，白白得到财物。可是，抢怎么会是“白白”的呢？实际上，抢的成本很高，而且成效很小。被抢者会反抗，会逃跑，会消极抵抗。如果你可以抢劫微软公司的话，在抢劫到Windows 98以后，你还能指望盖茨们为你努力开发出Windows XP吗？在这个世界上，真正有财富实力的，不是那些强盗，而是企业家。真正富裕的国家，不是充满了强盗的国家，而是拥有更多企业家的国家。

可惜，很多人认识不到这一点。不过，虽然认识不到，但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也不会去到处抢劫。他们虽然缺乏理解能力，但并不缺乏实践智慧。但是，在对那些不属于他们直接生活范围的问题，比如是否选择自由贸易，是否接受全球化等问题表态时，他们往往就会表现出理解力的局限。他们怀疑贸易的功能，认为贸易是一种等而下之、不得已的办法，不是获得财物的最佳途径。他们认为强者不需要贸易，而弱者只能在贸易中受害，所以，如果有可能，最好通过非贸易的手段，比如征服和劫掠去获利，那样才能保证稳赚不赔。

他们肯定是错了。逻辑和事实都表明，想要得到一样东西，花钱去买是最好的办法。通过人们之间的自由交换把社会组织起来的自由市场制度不仅可以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也同时会实现人际关系的最佳化，最大限度地鼓励创新和服务，并把社会中的暴力因素降到最低。贸易天生是化解战争、创造和平的因素。

自由贸易与其说是人类的发明，不如说是人类的发现。人类在不知不觉中建立起了更大范围的社会。在回顾历史时，才会认识到自由贸易在这个过程中的核心作用。如果没有自由贸易，人类只能局限在小得多的团体中生活，并伴以原始的落后状态。

逻辑已经充分证明了自由市场制度的优越，而无数的事实也无数次地证实了这一点。已经不需要更充分的证明了。需要的就是把把自由变为一种信念，始终在社会生活中贯彻和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