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小说中，普通市井商人的生活第一次被大量描述。读这些小说，我惊异地发现，三四百年前的明朝人，对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水平往往是今天的人还没有达到的。

近来，国内一些地方的粮油价格出现上涨。上涨的幅度并不大，但这是近几年来少有的价格上涨，因此成为了舆论关注的重点之一。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抛售储备粮，也就是增加市场供应量。这是正确的应对措施。通过政府的这个措施可以看出，经过多年的市场经济实践，有关部门对市场与价格的规律有了相当水平的认识，不再动辄采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市场了。政府已经意识到，即使想在市场中有所行动，最好的办法也是遵照市场经济的规律，以市场交易者之一的角色行事，而不是试图压制自愿交易，人为控制市场。

当然，还是不要过早断言政府已经彻底放弃了以行政干预市场的打算。毕竟，粮油价格上涨的幅度并不大。假如价格进一步上涨，这时，是否会出现如限价令那样的反市场措施，还是一件有待观察的事情。依然广泛存在有民间舆论，要求政府在必要时推出价格限令。在许多人看来，假如一切正常，市场当然可以自发运作，但是，如果出现了如价格大幅上涨，供应紧张等局面，这时，不能把缓解局势的希望寄托在无法控制的市场自发运作上，这时需要的是精心设计的人为措施，比如价格禁令，流通限制等等。也就是说，发财致富可以靠市场，但是，基本稳定还是要靠政府。

一般以为，市场经济是西方传来的洋玩意儿，这种认识也是一些人动不动强调市场局限性的心理基础之一。既然是外国人的玩意儿，必定不会完全适应中国国情。可是实际上，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人类普遍行为规律上的社会体制，并不是西方特有的现象。如果没有特殊的压制和破坏，市场经济总是顽强地在所有人类社会中出现。通过交换来谋求生活的改善，这是最频繁进行的、不可能被彻底压制的人类行为。

中国历史上同样普遍存在着市场经济。不过，由于长期的专制统治，中国的市场经济往往不能充分发育。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汉、宋、明、清等朝代，中国同样有了颇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贸易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商人们甚至去开拓海外的市场。但是，正史对商业颇为轻视，流传下来的史料并不丰富。

明朝时，市场经济和发达的贸易带动了城市的发展。市民阶层的出现让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流行开来。以往历史记录几乎只关注国家政治大事，明代小说中，普通市井商人的生活第一次被大量描述。读这些小说，我惊异地发现，三四百年前的明朝人，对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水平往往是今天的人还没有达到的。

在科技不发达的古代，许多自然灾害都会导致粮食的歉收和供应的紧张。相比现在，粮食的供应不足在当时人心中引起的恐慌肯定要大得多。那么，明朝人准备在这时做什么？

著名的小说《二刻拍案惊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嘉靖四十三年，吴中大水，田禾淹尽，寸草不生。米价踊贵，各处禁粜闭籴，官府严示平价，越发米不入境了。

显然，作者凌蒙初对政府“严示平价”，也就是价格限制的做法不满，认为这直接造成了“米不入境”，也就是没人运来外地的米缓解饥荒。

作者继续写道：

元来大凡年荒米贵，官府只合静听民情，不去生事。少不得有一伙有本钱趋利的商人，贪那贵价，从外方贱处贩将米来；有一伙有家当囤米的财主，贪那贵价，从家里廒中发出米去。米既渐渐辐辏，价自渐渐平减，这个道理也是极容易明白的。

看来，作者认为，政府只应该“静听民情”，放任市场自发调节去增加供应，而不是去干预市场——“生事”。这时，粮价当然会上涨。粮价既贵，自然就会有贪利的商人，从外地运来粮食赚钱。他们在赚钱的同时，也就增加了市场供应，缓解了粮食供应的紧张局势。商人们虽然依靠紧张局势盈利，但他们的贩卖实际上正在每日每时地瓦解紧张局势。

那些囤积了粮食的人，假如政府强迫他们拿出粮食来，他们会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来对抗。道德家会发现大量的可供谴责的邪恶。但再多的谴责也不如放开价格效果好。只要放开价格，囤积者出售存粮，就是最合算的事情，自然会“贪那贵价，从家里廒中发出米去。”贵价动员起本地的囤积者和外来的商人共同为增加供应而努力。这种局势，除了让道德家无人可谴责而感到失望以外，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但道德家总是大有人在的。作者严厉地指出：

最是那做了官府，专一遇荒就行禁粜、闭籴、平价等事。他认道是不使外方籴了本地米去，不知一行禁止，就有棍徒诈害，遇见本地交易，便自声扬犯禁，拿到公庭，立受枷责。那有身家的怕惹事端，家中有米，只索闭仓高坐，又且官有定价，不许贵卖，无大利息，何苦出粜？那些贩米的客人，见官价不高，也无想头。就是小民私下愿增价暗籴，俱怕败露受责受罚。有本钱的人，不肯担这样干系，干这样没要紧的事。所以越弄得市上无米，米价转高，愚民不知，上官不谙，只埋怨道：“如此禁闭，米只不多；如此仰价，米只不贱。”没得解说，只囫囵说一句救荒无奇策罢了。谁知多是要行荒政，反致越荒的。

既闹了饥荒，“不识时务执拗的腐儒”便要禁止自发交易、限制最高价格。他们以为这样一来就会尽可能把粮食留在本地，保证粮价不继续上涨。但一旦禁止交易、规定价格，就会有恶徒借执法之机“诈害”，敲诈百姓。而且，价格限制之下，家中存粮的人和贩卖粮食的商人，即无利可图，又何必辛苦经营，去充当恶徒欺凌的对象？即使百姓愿意高价买粮，但因“俱怕败露受责受罚”，商人也大多不肯经营。于是，“越弄得市上无米，米价转高”。这时，道德家们也许也会谴责恶徒，认为经是好经，只不过被歪嘴的和尚念坏。酷吏甚至会动刀杀人，但最终结局只能是“救荒无奇策”。其实，经本来就是歪经。饥荒虽不是荒政造成的，但正是因为“腐儒”的荒政，饥荒才久久不能解决。“多是要行荒政，反致越荒”。不知有多少本来可以幸存的饥民，正是被“腐儒”们用基于愚蠢的一片好心送上九泉路的。

明朝人就已明白的道理，三四百年后的今天，不明白的人还比比皆是。这种知识进步的缓慢状况很令人慨叹，但慨叹是无济于事的。只能更努力地去向当代的“腐儒”们宣扬自由市场经济的观念。这种努力一定是长期而困难的，但这是最值得去做的事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