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农业大丰收，为当年的工商业繁荣提供了有力支持。可是，从1921年开始，许多地方先后出现了严重自然灾害。这时，中国农业技术落后、产量低导致的弹性缺乏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农民当然要首先保证吃饱，然后才能考虑挣更多的钱。于是，农民纷纷放弃了棉花等商业作物的种植，改种粮食。棉花产量大幅下降。即使1923年以后棉价大幅上涨，棉花种植的不景气状况也没有改变。这一时期主要增长的是粮食产量。直到1927年，棉花的种植面积都没有恢复到1919年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依赖棉花生产的纺织业自然难逃一场危机。

当时的一些批评家指责中国农民的懒惰和无知。他们认为，中国农民不愿意接受更现代化、更灵活的市场信号，不愿意主动融入工业化体系中去，只愿意固守传统的耕作方式，不寻求任何变革。这种指责显然过于简单化了。一个明显的反例足以推翻这种指责。1919年至1923年间，山西这个远离沿海纺织工业中心的地方，棉花种植面积一直在稳步增长。原来，山西产出的棉花，在市场中一向有很高的声誉——产量高、洁白度高。这种优质高产的声誉显然赋予了山西棉农更有利的市场地位，有助于山西棉农获取更高的收益。这足以抵消自然灾害带来的对粮食作物的强烈需求。相反，在离纺织工业中心天津近得多的河北等地，棉花的种植面积却因为自然灾害明显减少。更多的耕地转而栽种粮食。

中国农民在种植方面的保守态度，实际上是他们面对自然灾害造成的生存危机的正常反应。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反应是无可指责的。真正的问题不是怎样改变所谓农民的“懒惰和无知”，而是怎样降低中国农业生产工业原料时面临的风险，并尽可能优化农民在市场中的处境。当然，同样重要的是农业技术的革新和普及。

当时的中国农业，由于技术落后和承载人口众多，很难实现大规模的产业化经营。分散的小块耕地必然优先用来满足耕作者所需粮食作物的生产。在这种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农民才会考虑生产那些可用于工业原料的商业作物。这种低弹性的农业生产结构显然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中国工业。如果风调雨顺，这种矛盾还不突出，一旦发生大一些的自然灾害，农业对工业的支持能力就会大幅衰减。1923年前后的纱厂危机就是一个例证。

造成纱厂危机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国内纱厂的经营管理水平有待提高。同样面对原材料大幅涨价的情况，英国和日本纱厂所受到的影响就要小得多。许多外资纱厂不但没有亏损，还借机吞并了许多中国的亏损纱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有当时中外之间政治力量的不平衡，但企业内部经营管理能力，以及企业主面对危机时的调整能力，也同样重要。

后来，逐渐随着农业产量的缓慢恢复，纱厂危机逐渐得到缓解，但并未完全消失。因为这场危机，某些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了。1925年爆发了上海工人运动。这不能不说是纱厂危机的诸多深远社会影响之一。

在工业化的早期，农业对工业的基础作用非常重要。那么，是不是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农业就不那么重要了呢？不，工业化深入以后，农业的作用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处于重要的基础性地位。农业发展出现波动，会造成主要消费品价格的波动，进而影响劳动力的价格，并最终影响到工商业的发展和稳定。

因此，怎样确保农业发展能够跟上整个社会发展的进程，这始终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工商业会因为农业的发展不稳定而受到影响。社会整体结构将因此缺少一个重要的稳定支柱。

20世纪前半期，中国农业落后主要由于农业生产技术的落后以及政治制度的不稳定。现在，农业技术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政治环境也已实现持久稳定，可是，农业的发展仍然严重滞后。这不仅表现在农民收入水平不高，还表现在农业的生产效率整体不高，甚至非常低。

土地制度的僵化要为农业的落后负主要责任。1920年代农民往往在小块耕地上耕种，农业的弹性极低，人们辛苦一年，只能勉强吃上饭。而现在，由于土地制度的原因，中国农业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这种分散的小块耕地的生产方式上。规模化、商品化、集约化的农业经营方式无法出现。这种小农经营方式，想要跟上现代大规模的工商业发展，完全是不可能的。无论是产量，还是经营者收入，小农生产方式都注定要被现代社会远远甩在后面。中国农业的真正发展同样需要一场社会层面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