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玩之可贵，尽人知之。惟古玩之所以可贵，除少数人理解外，社会众生尽多莫名其妙。怀疑者有之，误解者亦有之。怀疑者以为，宝贵古玩乃系有钱阶级之傲行，或系名人之盲动，藉此鸣高，故为风雅。误解者以为，古玩之可贵只在年代，凡古物即可贵，而愈古愈可贵。其实皆非也。盖古玩之所以可贵者，其重要之原因有二：一为古玩之自身者，一为人为者。所谓自身之原因，即古玩本质之精妙，做工之优良，后世所不能仿作者。例如唐宋之书画，其造诣之精，后世任何努力所不能及；三代铜玉，其作工之精细，文字之纪录与后世考古有极大之裨助，其他各品无不称是。且均为中国文化与艺术之最高样本，可宝可贵，理所宜然。至人为之原因尤多，兹详述之如下：夫讲求古玩，本为无聊行为，以有用之精神，颠播陈死人之身后遗物，毫无裨益于现在之国计民生，社会之所不取，人类之所不能同情者。然几千年来永远为国人所乐道者，实系专制政体逼出之康庄大路，固属莫可奈何之举也。盖人类之脑筋，在有生之时，除睡眠呈休息外，余均必有所思。考人类之肢体，除睡眠呈安静外，余均必有所活动。中国四千年来，完全为君主专制，在圣君贤相、天下太平、四民乐业之时期，知识分子固可以畅所欲言、适所欲行。但翻阅四千年历史，圣君贤相之时有几？多数为黑暗政治时期也！昏君暴臣之政治下，愚夫愚妇固可以任受支配；稍有知识者，是非善恶之关，能无动于裹乎！岂知专制政体下，批评时局，谈论政治，岂止自身不保，九族均为之担忧。是文人士夫之脑筋，固不能任意所思也。至行径动作，尤受限制。除读书从政之外，即不准有所活动。今日社会所公认之一般高尚娱乐，如跳舞、赌博、集会、结社，在当时均视为妖行，非但为国法所不许，亦舆论所不容。万不得已，辟出好古之途径，以古玩为惟一之消遣妙品。

次则，在当日专制时代，政治虽未必均上轨道，然一般官吏尚多畏于清议，其越礼非法之行为亦必多方掩护。即以清末之庆亲王，当时总理国政，权倾华夷，只以在汇丰银行存有百万两之私财。尚惧三麟公司之奏参，况其下焉者。如果年俸不及百两之官吏，十年之后拥有千两以上之房产地业，明晃晃摆在街上，非为御史所必参，亦为社会之所不容。古玩无定价，千元之物可以一元得之。为官吏者，藏有倍于其所人之古玩，亦为事理之所可行。故官吏均以收藏古玩为隐藏其实在富力之妙法。此古玩之所以可宝贵也。复次，官吏之升迁不定。在北京任职时，购置不动产业固为得计；但一旦外调，其管理及经营均费周章，而当时又无银号银行之设备。为商与民争利固限于国法，而金银之收贮又极不方便。于此无可奈何之中，始以收存古玩为变相之积财方法。再则，昔日苞苴谋事，虽为公开之秘密，但以现银交纳终觉难堪。其惟一之转换办法，即赖古玩为之解脱。如《官场现形记》所述之贿赇情态，确系当日之事实。如某缺卖价万元，求之者即以现银万元奉纳，非为缺欠雅相，且留有贿赇痕迹。遇有奏参。终属可虑。如卖缺者以不值一元之破铜烂铁，送至古玩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