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价万元；而求缺者即以万元置留。如此转折，则受贿买缺之形迹悉泯。任何奏参、任何调查，亦不可得其犯法之实据。故古玩为昔日卖官买缺之媒介，官场中所必不可缺者也。且古玩为最方便之资产。按北京人最重体面，然缓急人所恒有，日用偶有缺乏，典当固失体面，即挪借亦欠堂皇，其救济之法，亦可以古玩行之。如某官缺洋千元，则以二千元价值之古玩送人古玩铺，声称已玩索无味、另得高品，请代为出脱；但索价万元为另购之件，尚短少千元，请求借给，斯此物绝不能卖出，但有此作抵，古玩商亦必乐予成全挪借，而不露穷像，法诚高矣。若以房产地业抵押借款暴露衰亡，古人深引为耻。此古玩之所以乐予收藏者也。再者，北京昔时为全国政治之总枢。全国重要官吏，其升迁黜陟完全操之北京之当轴。而当轴之喜怒禁忌庆吊礼往，监抚远在外疆，每易隔绝失时，且又不准如今日之设立驻京办公处所，明视朝廷之动静，然实则均能处理圆滑，中枢活动巨细俱悉所以然者，亦由当轴之收罗古玩，与古玩商时为接近，而外疆督抚暗托古玩商为之探听，为之周旋。而古玩商与朝臣之最易接近，对各朝臣之喜怒禁忌亦知之最详，故应酬亦能中肯。在民国以前，所有外省督抚藩臬，对京中一切应酬，完全由古玩商代办。其价值之多少，物品之如何，本人概不知晓，不过年终开一笔总账付款而已。故全国重要官吏，无不以购买古玩结纳古玩商为进身保禄之阶。尤且在专制时代，官吏之行动最感困难。结党组会固易贾祸，即饮酒赋诗亦每启罪端。古玩均为陈迹，无关现在。既可以消遣，复可以增风雅。故以前官吏每于公余之暇，麇集古玩商肆。因此重要消息，权贵活动，多为古玩商所深悉。而一般谋差求缺之辈，必于古玩商场求出路。不精熟于古玩，能于官场中立足耶？甚且科举时代，只重考试，不计资历。每有赤贫之士，三元联仲，平地起雷，其候缺谋千应酬之需，亦大需资财，贫穷士子自给维艰，安能筹谋及此？遂有古玩商代为包办，一切需费均由古玩商垫付，只于将来得缺后，由古玩商派一账房，本息照收，否则即得缺亦无力到任。故一般有希望之士子，必重视古玩，方能结纳古玩商铺。此古玩之所以受社会重视者，亦一原因也。又且京师之内，昔日并无银行，即银号亦为数有限。外官发财之后，每辇重金来京营谋升转。其中指日成功者固有，但静候三年五载者亦所恒见。  “长安居大不易”。故多数每将带来之款，存于古玩商铺，取息以为日用之需，或日：存钱号生息可也，何必存之古玩商号？殊不知外官来京，已为御史所注意，如常与钱号往来，其必设法陷弄，乃定然也。应酬送礼固为国法人情所不禁，与古玩商交往当无人可指责。故外官来京，无不以讲求古玩，结纳古玩商人为要事。此古玩之所以为社会所重视者，此亦一要因也。其他原因尚多，此不过荦荦大者。总之，收罗古玩为昔人之消遣方法、为昔人之积钱方法、纳贿方法、救急方法、升官谋缺之方法、进身保禄之方法，重要官吏无不赖古玩以生发。古玩之重要，自系当然之结果。故古玩除自身固有之价值，又益以人为之价值，此其所以可宝贵也。今虽时异势非，然古玩本质之价值并无变易，即人为之价值亦大体无殊；且因数量之日削而好者之日增，供不应求，又产生其新有之声价，此其所以愈可宝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