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者书写文字也，画者绘画人物也，二者在任何外国均无密切之联属。书为文人之艺能，画为匠人之技术。书与画固截然不同，不能混为一谈者，且均于国家之文明，社会之进步，占有限之重要，故不十分重视也。但在中国则不然。数千年来，全国上下无不以书画为国家精神所在、个人名誉所关，视之极为神圣。

此则许多外邦人士所不能了解者。盖中国之所谓书者，并非社会上应用之文书；而所谓画者，亦非社会上应用之绘画。书乃文人消遣之书写，应用外之书写；画乃书写之变形，书写之延展。书与画二而一，一而二，固不可分者。故在中国永远并称之。至其所以重视者，系以美术眼光，考古旨趣，赏玩目的及崇拜先贤之心理作根据。并非以实用作观点也。若以实用言，书之工整清晰足矣。画则与文人根本不生关系，更无所谓应用。是书画与文人之关系有限，似无特别讲求与注意之必要。然考之实际书画，在中国几与文人不可分，为文人之必要技能。社会普遍心理，皆以为凡属文人，必须能书、必须能画，且必须精书精画，方为上乘。究竟能书能画，于文人之行能何补，于社会之贡献何在，固无人理会，亦无人研讨。但不能书不能画，在文人自身上，总觉内心之歉疚；在社会观听上亦感盛名之缺累。社会已形成一种不可理喻之风气，以为文人精于书画，非仅能增高个人之声价，抑且昌隆一代之气运，宏大国家之声闻，于文人、于社会、于国家均极重要。故多年以来文人士夫未有不努力以赴之者。此种畸形发展，为中国所独有，亦为中国人所独能领会。考其所以致此者，系中国数千年旧社会之自然演成，并非人为之结果也。盖中国旧社会秩序严整，士民活动各有界限。文人为四民之表率，一举一动民俱而瞻。文人士夫为礼法所束，除读书外几无文人所应为之事，所许为之事。于无可奈何之中，而以书画为消遣。积之日久，为之益精。迄今书画作品在中国文明产物中，已占极要地位。国人习而不察，视为当然。然而外人来华，多数不能了解，不明究竟。非受中国文化最深洗礼者，仍不知中国书画之可宝贵也。考书画之在中国，其肇兴还在数千年之前。但因纸墨之未能同一进步，中古以前产物无法保存，垂之久远。故秦汉以上之伟作，今人只可见其刻拓，欲图一见真迹绝不可能。是诚中国文化上一大遗憾，弥足惋惜者。惟中国书画之能有今日结果，亦系演进而来，并非一蹴所成。其发展过程，实为留心古玩者所宜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