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剧变

张之洞在湖北挂职学政这三年，北京乃至全国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太平军、捻军等各路农民起义军被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彻底镇压，国内无战事，天下很太平。

曾、左、李也因为镇压农民起义军有功，而成为朝廷重臣和封疆大吏，可惜的是，曾国藩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就病故了。

曾国藩（1811—1872，湖南长沙人）是郁郁而终的，因为他处理天津教案不当不力。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天津法国天主教堂育婴堂有三四十名儿童突然病死，民众怀疑这些儿童是被教堂的修女们杀害做药材用的，于是聚众包围了教堂，杀死了修女、神甫、法国领事馆人员、法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仁慈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四座基督教堂。

事发后，清政府慑于七国威胁，便派直隶总督曾国藩与法国方面交涉。曾国藩到天津后，没有听取多数官员绝不退让的观点，而是采取妥协、求和的策略，先是对中国民众进行谴责，然后又调查确认育婴堂并无伤害儿童的事实。

后来，在法国的强硬要求下，曾国藩处死了直接杀人的18个中国民众；流放了25个参与杀人的中国民众，赔偿了外国人各项损失46万两银两，并派大臣崇厚出使法国道歉。

天津教案发生后，中国民众齐声痛骂曾国藩是卖国贼。尽管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他就是百口难辩。最后，他在群众的一片骂声中郁郁而终，享年61岁。曾国藩死后，朝廷追赠“太傅”，谥号“文正”，后世称他“曾文正公”。

这几年，除了天津教案影响较大外，西方列强对大清帝国的合伙欺负，暂告一个段落，帝国虽然傀儡，却也稳定和平，各行各业也呈现出了齐头发展的良好局面，历史上把这个时期称做“同治中兴”。

● 愤青的人生起点

回到北京后，张之洞充职翰林院教习庶吉士（学官名，庶吉士老师），教习庶吉士比庶吉士高一级，但不入官阶之流。

清代的官吏等级制度沿用了自汉魏六朝以来的“九品十八级”基本制度，即由从九品到正一品，每一品都有正、从之别，但很多官职未在九品十八级之列。比如张之洞任职的学政、文渊阁校理、翰林院庶吉士和翰林院教习庶吉士，这些官职只有相对应的级别，但不入流，不在官级之列。

因为不入流，张之洞过得很清闲，也很小资。闲暇之时，他常与潘祖荫、王懿荣、吴大澂、陈宝琛等词界名士搞在一起，吟诗唱和，踏青旅游。

同治十年（1871年）五月初一，张之洞还召集大家在位于北京宣武区的龙树寺搞了一次大聚会。在聚会上，大家品酒作诗，谈古论今，非议朝政。有史料把这次聚会称为“咸丰同治以来，京官第一次大会”。此后，龙树寺便成了京城名士的聚集地。

看得出来，这帮人都是对朝廷不满的愤青，张之洞也受到他们的影响，后来他也愤了好一阵子，但目前他们还没有形成气候。几年之后，他们都成了晚清政治舞台上的清流名将。

张之洞虽然对朝廷有一些看法，但他对慈禧还是一如既往地忠诚，且有意向她靠拢。但不幸的是，同治十一年（1872年）年底，他的二夫人唐氏病故了，只给他留下了一个名叫张仁颋的儿子，当时只有一岁半。

张之洞二度丧妻，他很悲痛，但命运如此，他也只好悲痛。

● 挂职四川

第二年八月，张之洞又接了一份肥差：挂职四川学政。在此之前，他还担任四川乡试副主考。四川地广人多，但也山高皇帝远，那里的教育现状十分令人担忧：考生作弊弄虚，雇用枪手，聚众滋事，围攻考官；考官贪污受贿，唯利是图。可见，四川科场陋习十分深重，严重破坏了考场风气和朝廷选拔人才的制度。

朝廷正是考虑到了四川的艰难险阻和科场的歪门邪道，才决定派张之洞去啃这块硬骨头。因为通过前三年的湖北学政生涯，朝廷从张之洞身上看到一个励精图治、大有作为的干吏形象。四川学政，非张之洞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