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沭阳盗窃成风，沭阳人的形象也糟糕到了极点。南方某个建筑工地公开挂出“沭阳民工不予录用”的牌子。在苏北一些商贸洽谈会上，主办方时常会善意地提醒：“与沭阳人谈生意，后果自负”。当时在苏北十分流行的一句话是：“做人不凭心，出门遇见沭阳人。”

在这里，沭阳人已成了恶人的代名词！

对于触犯法律的人好办，打击就是了。1997年2月3日，农历腊月二十六日上午8时，寒风凛冽，沭阳体育场上2万多人席地而坐，鸦雀无声，全县公判大会在这里举行。20名犯罪嫌疑人被公开执行逮捕、拘留，13名犯罪分子被当众判刑，2名强奸、抢劫犯被当场下达死刑执行命令，立即枪决。

在随后的“严打”斗争中，县、乡两级先后组织100多场公判大会，直接公开处理2000多名违法犯罪分子，清理出非法“保外就医”、“取保候审”人员1884人，其中88人被重新收监。

“严打”的震慑力不可谓不大，强大的舆论攻势不可谓不攻心，但它对农村中偷鸡摸狗行为的影响十分有限。有些人抱着“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的心理，看你仇和能奈我何。

对农村工作十分熟悉的仇和，当然不会束手无策。他深知，尽管农村社会治安很乱，偷盗之风盛行，但人们在找女婿时，对男方家的口碑还是十分在意的，试想谁愿意将自己的宝贝闺女嫁给一个贼呢？如果让偷鸡摸狗之人在电视上公开亮相，这无异于让其在姑娘面前现丑，必然会起到巨大的教育作用。

打蛇打在七寸上。看准了就干，是仇和最大的一个特点。在仇和的支持下，沭阳县电视台很快就推出了《沉重的忏悔》这个栏目。

原淮阴县汤集乡党委书记金连宝回忆说，那时的沭阳电视台收视率极高，连我们外县的人都争着看，我们觉得仇和真有办法，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沉重的忏悔》推出后的实际效果自不必多说。1998年的一天，年逾古稀的上海作家邹安和与仇和一起去沭阳县张圩乡。一路上，仇和不时地停下车来，与百姓亲切地交谈几句。仇和问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大爷：　

“小蟊贼还有没有？”

“都让你给抓走了，哪还有，你做了件大好事！”老人乐呵呵地回答。

良好的社会效果，得到了当时江苏省委常委、公安厅长李明朝的肯定。他顶着外界的种种压力，在省委常委会上力挺仇和。

站在今天法制社会、人权社会的立场上，我们必须承认，仇和的这一做法确实存在不妥之处，尽管它的效果是好的，老百姓是拥护的。但是，也有人指出，我们在分析这一事件时，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判断，不能用今天才开始流行、深入人心的一些观点、理念来苛求仇和10年前的做法。就像在沭阳为筹资搞建设曾“克扣”干部工资，而到了宿迁就不再这么做一样，仇和也是与时俱进的。

有人说，其实仇和在这件事上最大的错误或疏漏在于不该叫做“自我亮相”，如果还是这些内容，而将其改成新闻报道的方式，也许就没辫子可抓了。

后来，《沉重的忏悔》果然作了改革，名称改为《警事专递》，幕布撤掉了，播音员代替当事人念忏悔书。再后来，《警事专递》也取消了，改为《平安沭阳》，忏悔的内容也彻底不见了。

《沉重的忏悔》这一栏目的改革及最终的消失，是强硬的仇和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终于改变，还是沭阳的治安状况明显好转无需再播？我们不得而知。

管不住大盖帽，就拿掉乌纱帽

《沭阳县志》中记载，清朝时曾任沭阳县主簿的袁枚这样评价沭阳人：“性懒惰、嗜赌博、好争斗、喜诉讼。”

每闻此言，仇和都忍不住发火：“明明是官风不正带坏了民风，却反而栽赃百姓，天下哪有此理？”

仇和到沭阳不久，就提出了“四风建设”，即端正官风、引导民风、净化乡风、树立县风。执法部门是群众看待政府行为的窗口，也是群众反映最为强烈的一个焦点，于是仇和的新官之火很快就烧到了这里。

1997年1月12日，全县整顿行风工作会议隆重召开，整顿的重点是27个执法部门。仇和在会上说，“管不住大盖帽，就拿掉乌纱帽”，并要求各执法部门将自身职责和要求向全社会公开，并就服务社会的内容作出承诺，接受社会监督。

1997年1月18日，沭阳人惊奇地发现，《沭阳报》整版刊登公、检、法、工商、财税等执法部门的服务承诺，并公开监督电话，老百姓如发现某部门的行政行为与承诺不符，可随时举报，县“纠风办”立查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