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将三兄弟合传，是一个必要的尝试。

三

有异同，比较起来自然就有趣，然而有时也难免尴尬和无奈。在周氏兄弟间做比较，容易下笔，但很难写好。

在鲁迅和周作人生前，文坛就常常将他们并称。两兄弟失和后，比较也并未减少，甚至更多。周作人的投敌叛国，使两兄弟的历史地位有了极大的差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使周作人丧失了同鲁迅相比的资格。便是有比较的文字，也多将周作人尽力贬低，以衬托鲁迅的高大和完美。实际上，也正因为如此，两兄弟之间就更有可比性：学识修养相近，但结局迥异；一个被誉为完美的圣人，一个则成为被打入冷宫的民族败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周作人早期的杰出成就渐渐得到重视。研究鲁迅，绝对不能绕过周作人。周作人不但为鲁迅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而且他本人的业绩和人生道路也有极为重要的借鉴意义。

但比较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对兄弟失和的起因的评论，就失之简单和武断。评论者大多沿着这样的思路：周作人思想落伍，导致他同鲁迅分手，因为没有长兄的帮助和劝告，最终失足落水。鲁迅的崇高地位和完美形象对周作人形成巨大压力。在鲁迅形象的参照下，周作人的一切好像都有了问题。

比较是为了更准确全面地看问题，而不是比高下优劣。中国文学史上，或褒李贬杜，或扬韩抑柳，闹得不亦乐乎。对人品文章，可以有所偏好，只要有理有据，不妨各抒己见。但不能排座次，呈意气，强词夺理，任意轩轾。褒鲁贬周，或者相反，两种倾向都应该避免。

本书努力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客观地评价周作人。多年来的思想解放和资料积累，为以这样的态度写作兄弟合传提供了基本条件。现在已经很少有人一味斥责周作人自私自利、忘恩负义了。1939年以后周作人背上了大汉奸的罪名，1945年成为被褫夺公民权的罪犯。应得的惩罚他自然必须领受，但不能把一切污水都泼到他身上。论人要顾及全面，不能因为后期的错误就连带否定他的前期。对历史人物，我们应该多一些同情体贴。

本书注重资料的选择。现有资料中两人亲友的回忆文字虽然颇有参考价值，但也需要认真辨别。家务难断，恩怨未泯，更有政治形势等因素干扰，现存材料中需要分辨的眼光。

当然，在大量的资料中进行选择是艰难的工作，还有很多细节没有很好地把握，不能不说是本书的缺憾。当两个人比较时，就会发现过去单独研究鲁迅时没有注意到的问题。他们的人生道路，他们的文学修养，他们的学问的来源等等。例如，对他们之间的分别，或者说，他们各自的独特性，还缺乏足够的分析。做为杰出的翻译家，他们译文的异同和得失如何，也是着墨不多的题目；做为语言大师，他们的文风有何差异等等，都有待进一步探讨。便是人们议论很多的兄弟失和事件，作为两个成熟的思想家发展道路上的必然性，我们是否充分注意到了呢？而这分别产生的后果，其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我们是否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呢？两兄弟的失和，造成了另一条道路：周作人道路。他的留守，虽然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后果十分严重。但这不得已中却顽强地矗立起一种精神，那是我们文化传统中的另一种坚强的东西在现代社会的一种表现形式。这种坚守因为结局的悲惨，竟被掩盖了固有的价值。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对这种文化姿态，我们能不能给予一些同情理解呢？它能不能给我们一点启示？

这也是我写作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兄弟合传本身无疑就是在显示，周作人和鲁迅是有资格比较的，周作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是值得重视的。并非因为他是鲁迅的胞弟，才有与鲁迅合传的理由。

四

如前所说，鲁迅是新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而不是唯一；他不是独峰，而是多个山峰中的一个。扩大言之，我们甚至也不必要将鲁迅和周作人看成现代文坛的双峰，而要看到在他们之外，还有无数个山峰。这就是本书所想顾及的文化氛围的“全体”，目的是使传记内容丰富，有血有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