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入狱

这年秋天，天气还不算冷，一家人在屋里各做各的活计，忽然听得门外一阵阵的喧闹声，不一会儿就听见喊声是“捉拿犯官周福清，捉拿犯官周福清……”只是这样单调的一句，不断地重复。

接着，就见两个衙役走进来，到桂花明堂里站定，向四周张望，一面还在喊:“捉拿犯官周福清！”

这对周家不啻一个晴天霹雳！

衙役们并不恶狠狠地冲进来，对着家人狂呼乱叫，而采用比较平和的方式。这是因为周福清是朝廷命官，对待他不能像对普通老百姓一样粗鲁。

祖母蒋氏出来迎着他们，招呼他们在小堂前先坐下。两个衙役倒也显得悠闲，坐在太师椅上，吸着烟，过一会儿喊一声：“捉拿犯官周福清！”这声音虽然不大，但是在全台门肃静的氛围里，也教人胆战心惊。

祖父并不在家，他事先已经知道自己出事，躲到别的地方去了。

两个衙役坐了许久，看看犯官确实不在家，也就算完成了任务，回衙门去交差。全家立刻陷入一片慌乱之中，晚饭也吃不下去了。在饭桌上，祖母决定，明天就去找知县。祖父在哪里躲藏，只有她知道。

第二天，祖母租了轿，去县衙探消息，其他人在家静候。

过了很久，祖母回来了。大家焦急地问她，见到了俞知县没有？怎么交涉的？祖母说：“俞知县说，周介孚是读书人，知书达理，自己做事自己担当，决不会连累别人，相信他会出来了结这个案子的。至于家里嘛，剩下的全是女人和孩子，对他的罪行也不知情，以后俞知县就不再派差役来了。”

祖母说，揣摩知县的意思，是要周福清早日投案自首。俞知县为朝廷办事，不得已。因为案情严重，非要抓到他不可。

周福清到底犯了什么罪呢？

原来，戴老太太去世百日以后，周福清觉得待在家里很气闷，决定出去会会朋友，散散心。不久就是秋季乡试。浙江省的主考官名叫殷如璋，和周福清是同科进士。绍兴一些家里有考生的人觉得这种关系很可以利用。跟周家有点亲戚关系的马、顾、陈、孙、章等人家合计，如果能事先跟主考官通通声气，应该是很有利的。于是几家人凑了一万两洋银，托周福清去找殷如璋。周福清开始觉得事情很难办，想推辞掉，但经不住再三劝说，答应一试。他就给这位同年写了一封信，开列了几家应试子弟的名单，后面加上“小儿第八”（就是他的儿子周伯宜），在信里附上那一万两银票。

可是要想把信交到殷如璋的手里却非易事。按规定，主考官接到任命离京，一路上几乎处于被隔离状态，不准收发信件，不准见生人，更不准见亲戚朋友，直达考试地点，身旁还须有其他官员如影随形地监视。要是等他到了杭州，就来不及了。在路上会见是唯一可行的办法。由京至杭必经苏州，可派人在那里等候。

商议已定，周福清7月25日便派他的随带听差陶阿顺携信前往。

7月27日，主考官殷如璋和副主考官周锡恩的船到达苏州，停泊在阊门码头，陶阿顺登船送信。不巧的是，副主考官正在殷如璋的船上，两人正在商量什么事。殷如璋接过信并不拆看，只是随手将信放在茶几上，继续说话。但一旁等急了的陶阿顺竟嚷起来：“信里有万两银票，怎么不给一张回条？”殷如璋一听，事关重大，为了避嫌，便把信交给周锡恩拆阅。周锡恩看了信，立即下令逮捕陶阿顺。殷如璋也大怒，下令要将此事一查到底，决不宽贷。

得知陶阿顺被捕，周福清慌了手脚。他打听到陶阿顺被押送到苏州府审讯，就赶紧想办法疏通关节。正好一个叫陈秋舫的绍兴人在苏州府做幕僚，同周家还有亲戚关系。但周福清得罪过陈秋舫，也许他本人已忘了，陈秋舫却至今怀恨在心呢。

陈秋舫刚结婚时，在周家台门住了一段，日子颇为悠闲，便有些乐不思归了。周福清看不惯，背地里挖苦说：“躲在布裙底下的是没出息的东西，哪里会得出山？”这话传到陈秋舫的耳朵里，他赌气告辞了岳家，发誓不取得功名决不再登周家的门。后来他果然中举，在苏州府做了幕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