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贺家住在东昌坊口附近的柔遁弄，主人是个蛮横的家伙，人们称他为“武秀才”。他经常辱骂殴打从门前经过的小学生，三味书屋的同学有几个就挨过打。他的行为实在太可恶了，樟寿他们觉得忍无可忍，一定得惩罚他一下，才能出这口气。于是大家做了一番周密的计划后，在一天放晚学的时候，集合在柔遁弄口。樟寿从家里拿来了祖父在江西做知县时用过的一把腰刀，藏在大褂里，其实那刀已经锈成一块废铁了，但它总算一个铁器，打起架来还能吓唬人。其他的同学手里拿的是棍棒。

可是等了好长时间，没有动静。可能是他预先听到了风声，不敢出来了，也可能是不在家。然而在同学们看来，他们这次的行动是取得了胜利，武秀才分明是害怕他们的棍棒。

这件事很鼓舞人心。樟寿在院子里与兄弟们演戏，这是个很好的题材。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搬演打败贺家武秀才这出戏，那结局自然是凯旋而归——一出喜剧。

除此之外，他们还自编自演能够发挥想象力的戏，因为打败贺家武秀才之类与现实太近，不能使他们感到特别的畅快。对于儿童来说，奇异的情节和夸张的人物最有吸引力，后来曾致力于儿童文学研究的周作人引用阿尔考特的小说《小女人》中的一段话来说明他们小时候这种快乐的“合理性”：

在仓间里的演剧，是最喜欢的一种娱乐。我们大规模地排演童话。我们的巨人从阁楼上连走带跌地下来，在甲克把缠在梯子上的南瓜藤当作那不朽的豆干砍断了的时候，灰丫头坐了一个大冬瓜驰驱而去，一支长的黑香肠经那看不见的手拿来长在浪费了那三个愿望的婆子的鼻头上。

在他们住屋的朝北的套房里，西向放着一张床。有一次，兄弟两个在床上模仿演戏，两个人来回地行走，演的内容是兄弟失散，沿路寻找，一个叫着“大哥呀”，一个叫着“贤弟呀”，一副兄弟情深的样子，这样一直叫到非常凄苦的程度才停住。

周作人说他们演剧可以说是略受了《西游记》的影响，主要的还是小儿性情中童话分子在起作用。而且，他还说，后来鲁迅利用童话、神话之类的题材，写成《故事新编》，可能与此有关。

演剧方面所受的最大影响当然是他们平时常看的绍兴地方戏。老台门的对面有一大片空地，据说原来有房子，后来受了火灾，统统烧光了。这片地就成了大家的娱乐场所。每年秋天，由周家发起，请“绍兴大班”来这里演年规戏。这剧团分“文班”与“武班”。文班叫高腔班，武班叫乱弹班。观众自己带着竹凳、木凳，坐着看戏。戏文大多是祭神的。

周家兄弟们印象最深刻的是正戏前后的开场戏和结尾戏。开场戏是所谓“五场头”：庆寿、跳加官、跳星、小赐福、掘藏，人们称之为“讨彩戏”，祝福人们享受“福、禄、寿、财”，其中跳星是祝愿读书人登科及第。在正戏将演完，一生一旦出来，向观众行拜礼，人们知道这是“拜堂”，可以回家了。这拜堂也恰好说明了戏的结局是完满的，虽然戏文中也有不少悲伤的场面，但最终是大团圆收场。

年龄小一点的观众，最喜欢热闹的场面。老三后来回忆说，他最爱看的是武丑戏。有一个叫薛金的，在武松戏里演和尚。当武松把刀在他眼前撩，他的头跟着刀晃，能晃很长时间，一点也不怕头晕目眩。到刀法稍为懈怠，他就趁着空隙，向台下装一个鬼脸，好像胆战心惊的样子，说：“这刀是真的呵！”观众一下子给逗乐了，孩子们尤其高兴。

孩子们最不爱看的是文戏，一唱就唱个没完，不热闹。老大到外婆家，也曾同几个小伙伴去外村看戏，后来在《社戏》这篇小说中，就写了他们等了好久，却仍不见武戏的上演，只是一个老旦，呀呀地唱个不休，忽而见她站起来了，以为将要下场，结果唱几句复又坐下，使他们很扫兴，最终忍无可忍，中途退场了。跟这种情况相似的是，他到北京后观看国剧，为了等名角，久等不来，又不堪忍受剧场里的混乱，也是半途而废，并且从此对京剧的印象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