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会馆立即召开大会，决定维护学生利益，各校学生一律停止上课，等待交涉结果。

吴稚晖在被解送回国的途中，气愤于清政府和日本警察之野蛮专横，跳入路边的护城河中。幸好被人救起，没有丧命，否则，将会引起更大的学潮。

鲁迅入校后，将自己照的几张相片，寄给家乡的亲人，其中寄给周作人的一张上背面写有一段题词，署名“树人”，说：

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弘文学院之制服，铃木真一之摄影。二十余龄之青年，四月中旬之吉日。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达星杓仲弟之英盼。兄树人顿首。

星杓是周作人的号。

在弘文学院，鲁迅最要好的朋友是许寿裳。许寿裳也是浙江绍兴人，当时是由浙江省派往日本学师范的。他1902年9月也进入弘文学院，编在浙江班。他和鲁迅一见如故，经常在一起谈社会、谈人生，特别是谈中国为什么积弱、其病症到底在哪里等困扰着他们的问题。许寿裳回忆说：

有一天，谈到历史上中国人的生命太不值钱，尤其是做异族奴隶的时候，我们相对凄然。从此以后，我们就更加接近，见面时每谈中国民族性的缺点。因为身在异国，刺激多端……我们又常常谈着三个相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民族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他的病根何在？对于（一），因为古今中外哲人所孜孜追求的，其说浩瀚，我们尽善而从，并不多说。对于（二）的探索，当时我们觉得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言只管很好看，书本上只管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但按之实际，却不是这回事。至于（三）的症结，当然要在历史上去探究，因缘虽多而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

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当时已经在思考中国落后的原因以及改造国民精神的途径，也说明鲁迅是善于深入思考的青年，不是浅尝辄止，满足于自己具有一技之长。

许寿裳后来与鲁迅结下了终身的友谊。他们回国后在同一个学堂教书，又同在教育部工作，经常见面或通信，探讨学问，交流对人生的看法。

当时，留学生大多因同乡的关系聚在一起，虽然并非是同乡都能合得来。从浙江省来的留学生颇不少。这一年的年底，浙江同学一百多人在东京成立了浙江同乡会。大会决定出版月刊《浙江潮》。许寿裳后来成为主要编辑人。而其他省也自有同学会同乡会，也出版有杂志，例如河南籍学生出版《河南》，湖北籍学生出版《汉声》，江苏学生出版《江苏》等等。

弘文学院越来越使同学们不满，从其尊孔的事实看来，完全在替清政府推行奴化教育。更使同学们觉得可笑的是，当时校方让大家一定将弘文的“弘”字写作“宏”，因为要避很久以前一个清代皇帝乾隆（弘历）的讳。青年学生之所以千里迢迢地来日本，就是不满于那个朝廷的腐败和无能，现在还要他们做出诚惶诚恐的样子，而且是在维新的日本，实在让人反感。包括鲁迅在内的学生们不愿说自己是清国人，而自称“支那人”，填写履历表就曾和校方发生争执。

弘文学院对学生有许多苛刻的规定，例如要大家尊重他们国家和学校的体面，学生因为反感于学校当局的所作所为，故意与其唱对台戏。他们不准学生赤膊，后来成为民国的开国元勋的黄兴，就偏要光着上身，手里拎个脸盆，从浴室走过大院子，大摇大摆地走进自修室。

不久，学生们终于同校方冲突起来。事情的原委是：弘文学院不集中精力办原定的正规教育，而是花样翻新，经常搞一些所谓“速成班”，什么“速成师范”、“速成警务”，换汤不换药，教学质量反而下降。学生们要求学到真东西，因此向当局提出改革课程。但学校的负责人财迷心窍，反而变本加厉，颁布了十二条新规定，其中有一条是“无论临时告假归国及暑假归国者，每月须纳金六元半”。这分明是欺负身在异国的穷学生们。学生干部开了会，决定向校方交涉，但教务干事三矢断然拒绝修改规定，并威胁说，如果你们不同意，可以退学，我不强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