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师道，实在也太尊，我对此颇有反感。我以为师如荒谬，不妨叛之，但师如非罪而遭冤，却不可乘机下石，以图快敌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学，后来因为我主张白话，不敢再去见他了，后来他主张投壶，心窃非之，但当国民党要没收他的几间破屋，我实不能向当局作媚笑。以后如相见，仍当执礼甚恭（而太炎先生对于弟子，向来也绝无傲态，和蔼若朋友然）。自以为师弟之道，如此已可矣。

鲁迅说自己一点也不记得章先生讲的《说文解字》，乃是行文中为突出重点，不免有夸张的成分。他自己一向注意文字改革问题。章太炎提倡的注音字母，正是他在教育部工作期间，同其他几位同学一起主持讨论通过的。他后来一直在准备撰写《中国字体变迁史》，因为忙于其他事务没有实现。

翻译的理想

当时搞文学，最好多学几门外语。这道理自然不难明白。经过东京和仙台两地的学习，鲁迅的日文水平已经比较好。

而周作人却得从头学起。一开始，他参加了一个由中国留学生会馆组织的讲习班，每天上午九点到十二点上课，教师是日本人菊地勉，30多岁，一手字写得漂亮。他的教学方法是手上一面写着，嘴里一面念着，同步进行，很得要领，让周作人大为佩服。

然而他去听课的次数却并不多，原因是他嫌老师讲得太慢。不过，周作人承认，他的日语基础知识是从菊地勉老师那里学来的。

他当时之所以学习不很用功，是因为同鲁迅住在一起，很多事由鲁迅代办，用不着他费心。他平常很少出门，即使出门，也只是往丸善书店买几本书而已。

后来，因为需要有正式的学籍，他选择了法政大学特别预科，学制是一年，所学内容是日文、英文、算学、历史等比较浅近的科目。普通科目的知识周作人在南京差不多都已学过，日语又已学过一年，所以上这个学校有点浪费时间。缴了一年的学费，实际上去上课的时间连百分之十也不到。期末考试，他接到通知，赶过去应考，结果还考了个第二名。学校的事务员告诉他，要不是因为迟到缺考一门功课，考第一是必定无疑的了。周作人觉得第二名也很好，省得担任学生代表到毕业典礼上致辞。他得的奖品是一册《伊索寓言》日译本。

其时，兄弟俩和几位朋友正酝酿文学运动的计划，具体地说，是要出版一本杂志，登载外国文学作品。当时的革命者对俄国革命很有研究的兴趣，普通读者也很想了解俄国的作家作品。鲁迅和周作人觉得，俄国的国情跟中国的有些相像，应该多加介绍，以资借鉴。为此，他们买了不少俄国作家的著作，其中最大的要算是英译《屠格涅夫全集》。英文只有周作人熟悉，鲁迅并不懂得。

于是，兄弟俩同其他几位留学生商议，决定一起学俄文。他们集了六个人，请一位俄国人玛丽亚孔特夫人来教授，学费每人每月五元，每晚上课一小时。授课地点选在神田，离他们住的“伍舍”不远。

女老师是一个流亡日本的犹太人，大约30多岁，不会讲日本话，上课全说俄语。一开始，他们请一位学俄语的日本学生来当翻译，但这个人木讷不善言辞。文法上的规则，他以为大家看了书都能明白，所以总是说，“如诸位所已知道”，“如诸位所已知道”，不但不能起到详细解说的作用，还更浪费时间。因此他只来了一两次就不来了。大家只好上课之前先看字典和文法，课堂上跟着老师的发音朗读。俄文的发音虽也有难处，但较英文规则一些，读起来并不难。其难处在于有些字很长，音节不好掌握。同学中有一个叫汪公权的，发音总学不好，每念一个字总要加上一些杂音，听上去“仆仆”作响，不但老师替他着急，连旁边的周氏兄弟、许寿裳等也急得浑身发热。大家经常开玩笑说：上课犹可，仆仆难当。

没过多久，这个俄文班就散伙了。他们托老师从海参崴买来的初级课本还没有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