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温州企业的秩序

在上述的经济环境之下，温州经济就是一个特别的现象。温州私人企业就是温州背景下的自由企业。关于这一点，温州官方有一个不错的描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温州把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本地实际相结合，发扬‘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强不息、自求发展’的精神，率先进行市场取向的改革，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经济发展路子。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初期，温州经济从家庭工业起步，放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解决经济总量问题，形成了‘小商品、大市场’的格局；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以资金、人才、技术为纽带，引导家庭工业走向股份合作，大力发展股份合作经济，发挥了‘小资本、大辐射’的效应；第三阶段是1992年以后，在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鼓舞下，开展了以全面提高经济质量为核心的第二次创业，全市的改革和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营造了‘小区域、大发展’的态势。”《温州市志》，温州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版。

这种大致的代际划分，刚好与奥康的20年发展轨迹吻合。王振滔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表述过这方面的心迹。

“事实上，温州经济民办、民营、民有、民享。它是自发的，又是稳定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秩序。过去，社会上有两种主张：一种认为可以设计一个改造社会的蓝图。未来社会生产和分配是什么样子，在蓝图中都可能设计得非常具体。持这种主张并作过这样设计的，不少人是一些伟大的学者。另一种主张，认为对于社会发展指出大方向和基本规律，是可能的，但不主张搞很具体的设计蓝图，而任由群众为自己的利益奋斗，合力增加社会福利，形成自发扩张秩序。历史证明，在社会发展领域，蓝图和实际，往往会有很大的距离。预先设计得越具体，越难以符合实际，最终陷于空想。比如说，过去曾有过空想的社会主义，并没有成功，结果被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所代替，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当然，在空想社会主义环境下，空想社会主义者有了自己远大的目标，但不符合现实的想法最终还是要被现实所取代。所以，社会主义事业毕竟还是在实践当中，人们受信息供给的限制，总难免犯理想主义错误。比如说，我们曾要求全社会清一色的公有制和唯一的按劳分配形式并存，不容有其他的所有制和分配形式并存，这种设计至少是不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结果在实行了20年后，不得不进行改革。历史表明，在自发秩序下，出现先行者的实践样板，产生诱导作用，通过相互博弈，不断扩张完善，形成新的体制、新的制度，这正是一般性规律。”(《温州模式的重构与再造》，王振滔著。此文为２００６年４月长江商学院ＥＭＢＡ硕士学位论文，指导老师曾鸣。)

如此看来，王振滔其实早在多年之前就已经体会了经济自由秩序的重要意义。沿着他的思考路径，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温州经济就是自由经济秩序的一个实证。我们查阅了《永嘉县志》(《永嘉县志》，永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方志出版社2003年版。)很清楚地记载着，在20世纪50年代，永嘉县农民自发地搞包产到户，那时候叫“土地专管制”，得到永嘉县委的支持，温州地区千余村庄群起仿效，不料遭遇挫折，这件事一度被打压下去了，县委几位领导人都受了处分。但是温州人并不从此甘心，他们继续走永嘉县的道路，包产到户几起几落，还把这种自发机制引到城市里面去，另辟蹊径。

这几乎是一种制度方法的革新与胜利。了解温州实际的人都知道，温州这个地方土地太少，人口太多，能够内化的资源少之又少。所以温州人有某种四海经营的历史传统。从明清两代起，温州人就到外地经营，有的还出海渡洋，到国外去创业。新中国成立以后外出受到限制，他们只能就地在农业以外寻找就业机会。开始搞小商品生产，如服装、鞋帽、低压电器、眼镜、商标标牌等。改革开放以后，实现了市场取向，家庭经营的个体经济私人企业因而获较大发展，结果形成了一个中小企业大群体。论其特色，它是一种高于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自发的、扩张的经济秩序。这个秩序从永嘉的农业开始，发展到温州全境，从温州、台州，一直扩展到全省，使浙江从一个资源小省，变成经济大省，现在浙江与广东并驾齐驱。

商品生产是有成本的，有一种成本叫做交易成本。理论上，只要是自由市场经济，交易成本就是零。但是世界上没有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实际上市场经济总是存在摩擦，存在来自多方面非协调阻塞因素。人们进行商品交换，为避免不公平竞争，协调彼此行为，必须制定游戏规则，讨论、开会、洽商，都得费时间、支付费用，就是说要支付交易成本。实行经济核算又必须节约交易成本。这方面，温州人先是把个体经济组合成多种形式的联合体，有股份制、合作制、合资经营等。联合体的出现，一方面体现生产力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社会化；另一方面，也为了体现节约，而使交易费用内部化。此外，为适应小商品扩大交换规模的趋势，进而建立集散中心、小商品专业市场。

过去中国社会有一种流行做法，叫做“扎堆”。做买卖的人找一个地点，同行同业扎在一块，能便利客户。温州有闻名国内外的纽扣市场，就是从“扎堆”长大的。这些市场带动各乡各村，一村一品，一乡一业，连片发展小型制造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自发扩展，又建造了一些小城镇。小城镇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小”，更表现在它是城市网络的节点。城市作为网络结构，发展了不同于农村的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对于加入者，有利于取得某些自己缺乏的生产要素，能够比较容易地学会经营、生产、服务。农民加入，较快改变了农民身份；第二产业进入城镇，可以共同利用服务业，降低成本，开拓市场。全国其他一些地区的乡镇企业，分散部署于乡村田野，不利于服务业成长。乡村里面不可能到处设立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以及运输、通讯等机构。如果企业自己设置这些机构，搞小而全、大而全，又将加大成本。所以，聚集到城镇不单有购买服务的便利，同时便于搜集信息，据以安排自己的生产、分工，当今还能利用互联网发布信息，争取社会认同本公司业绩，并得到社会认同与合作。

只靠家庭分工，没有社会分工，经济是难以充分发展的。因为只有社会分工的扩大化最终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城镇能够促进生产的社会化，而生产社会化又能促进生产关系的社会化，进而促进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城镇化、工业化、社会化乃是一个事物的多维表现，更是社会赖以取得进步的必备条件。

人们向城镇聚合，取得集聚效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产生对周边的辐射作用，从而把周围的乡村经济带动起来，实现城乡一体化。温州人每到一地就扎堆，到了北京就创造了浙江村，有一个，就带出多个，到了意大利又创造了许多浙江村。温州现在有200多万人在全国，50多万人在国外，创造了一个大网络。它为温州人互助互学、相互策应、协调对外交往、在异域经营事业提供了诸多便利。同样一个人，离开网络，就会失去一切既得利益和机会。这正反证了网络存在着强有力的凝聚力。(《解读温州经济模式》，杜润生著，《中华工商时报》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１日２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