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笈西游

上海的暮春，仍是料峭多阴，清晨起床，打开阁楼卧室天窗，灰云密布，似将雨。冷风拂面，我不觉打了个寒噤。

今天，渴望已久的今天，一九四九年五月三日，我本该兴高采烈地整理留洋行装（那仅是一只中型旧皮箱），可是，当时的情绪正相反，即将抛弃生活了十七余年的家园，尤其是必须辞别从安庆赶到上海的慈母，那份沉重抑郁的心情，早把达到出国愿望的豪兴，驱散得荡然无存。

记得，一九四八年仲夏，我在安庆的教会学校高中毕业的前夕，我的英文老师王通儒（Jaureguizar）神甫突然来家造访，转达安庆天主堂何广扬（Heras）院长的意见，准备在我高中毕业后，保送到西班牙深造。当时母亲一听此说，起先十分兴奋，但随即意识到，孩子此去何日能返？踌躇良久不能决定……最后终于毅然忍痛允诺。

当时，西教会决定保送赴西留学的中国学生，共有七人：鲍克俊，上海震旦大学法学系毕业，管茂生、曾宪揆，同大学分别在文学系和政治系肄业；王安博、韩伯贤、施正祥以及我，都是同届高中毕业生。

回忆次年春季，我一家人分散在外，大姐海玲在南京邮局服务，姐夫胡章南在同市银行工作；二哥葆和赴湖南与未婚妻丁紫芬会合，那时她正服务于白崇禧军团属下政工队话剧团，湘潭一役国民党军队溃败，她遂随

军队退转广西柳州，后被解放军追击时，两人均被俘收入人民解放军编制，并派入艺宣队工作。

在此之前，北方战场国民党军队节节失利，解放军转瞬南下，渡江在即。尚留安庆的王、韩、施、我四人，亟须赴沪办理出国手续。那时，我与母亲、大哥宝笙、大嫂王镇以及小弟宝玮住安庆南水关一座楼房，院中一棵大银杏树高耸穿越屋顶，枝头已满绽扇形嫩叶。母亲在厢房为我整理行装。“喜欢吗？这是我替你赶织的。”她拿出一件胸背米色两袖咖啡色的绒线衣给我试了试，立即低下头把它塞进皮箱，显然不愿给人发现她那伤感湿润的双眼。当时，我本想好好安慰她几句，可是，话到嘴边便哽住了，一字也无法吐出，眼泪猛往肚里吞。

大哥、大嫂和小弟默默在旁，似乎有千言万语无从说起。突然，大哥跑进内室，拿了两本厚册给我：“这些邮票是当初父亲帮助我们搜集的，

经过我和葆和继承整理，蛮像样了。如今带出去在空闲时翻翻，也可寥解寂寞。”我接下邮册非常激动，惊喜之余，突感一种莫名负担。自忖这是父亲的遗物，再加上兄长们的心血，虽称不上什么“传家之宝”，可在情感上的意义，却无物能与之比拟，我该如何去珍惜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