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中又恢复了使人窒息的沉寂，窗外黑黝黝一片，只有微风吹着树叶沙沙作响，一盏昏暗的顶灯发出微弱的黄光，

姐弟五人

加强了凄凉的离别气氛。

翌日一早，我们便在小东门江边会集，伴送我们的家属亲友留在岸旁，母亲不耐伤怀留在家中。我们辞别众人仓促登上渡船，乘风破浪扬帆而去，遥见大哥、小弟和其他诸人，在江边远远挥手道别，直到芦苇渐渐遮蔽了他们的身影，晨雾吞噬了一切，我才默默地念着：“别了，孕育了我少年时代的宜城！”船到江心，回首依稀可见高耸在雾层上面的迎江寺镇风塔的模糊塔影……

我们一行人渡江到大渡口，辗转抵达芜湖，王、施二人直接赴沪，我则赴宁小住向大姐辞别。但韩伯贤却在芜湖途中留下，其原因似乎是：他父亲坚持传统观念，若长子不先与养媳“圆房”，绝不允许出走。韩秉性至孝，在“父命不可违”的故有“美德”下，莫可奈何只得留下。

临行时，姐姐从私房中资助了我一些国外零用钱，数目如今记不清了。对从来没有过钱的我来说，觉得数目已经很多。此外，姐姐还给我一枚金戒指，说是如果钱花光时可以变卖。

出国前在上海那段时间，其他同学均下榻震旦大学宿舍，唯我一人住在桃源路表姐夫吴玉岱家。有时和比我还大几岁的表侄们去荡马路。值得回忆的是：曾去“兰心剧院”看了一场《孔雀胆》，内容和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很相似，不知是否抄袭人家改编而成。另一次是看《浮生六记》，我非常欣赏女主角卢碧云的精湛演技，谁能预料多年后，我被聘去台湾任“台湾电影制片厂”总技师时，和她一块儿拍了好几部影片。谈起旧事，我们两人的大哥竟在安庆邮政管理局是同事，于是两人之间的友谊又加深了一层。

我们在上海等待启程时，正是解放军南下渡江前夕，整个大上海乱成一团。金圆券无限制地贬值，物价连日高涨，政府控制无策，全国经济崩溃，濒于瘫痪。记得我曾花了几十万元才买到一副墨镜！为了挽救国民党金融体系，蒋经国以太子身份出现，高呼“打老虎”口号，雷厉风行，不知多少投机取巧、囤积居奇的奸商，被打得落花流水，大快人心，其威望之盛不可一世！可惜，这辉煌成果只落得昙花一现，结果，国民党政府只有窝窝囊囊地退避三舍、销形隐迹。这样一来，奸商们立即死灰复燃，更加肆无忌惮，警察们乘机浑水摸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