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地征用指标，中国目前使用强化行政手段的土地管理办法，其积极意义在于提高了中央政府的执法能力，但是，如果仅仅提高执法能力，而没有优化资源配置的经济杠杆，并不能解决土地的利用效率问题。至于让农民直接进入土地市场的主张，虽然有利于提高对农民的经济补偿，却并没有回答非农地资源如何合理分配的问题。
既然大家都清楚，谁得到土地开发指标，谁就发财。为什么不让出价最高的地区得到呢？这样可以明显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只有那些能够更高效地利用土地的地区，才能获得更多土地开发权。在所有社会赋权交易中，恐怕最容易立即收效的就是农地征用指标的交易，因为这个交易事实上已经大量发生了，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扩大范围，改善交易机制。
不过，如果仅仅对开发土地收费，而不对滥用外地劳动力进行约束，中国的城市化就会发生另外一种扭曲，那就是雇用大量的农村廉价劳动力，把他们榨干之后弃之不顾。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目前政府的思路却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目前的思路之一，就是提高最低工资，增加雇主和劳工本人对社保基金的提取，并通过立法强制雇主建立更稳定的劳动关系。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思路，这个思路的危险就在于试图削弱私人合约的自治性，用干预市场赋权交易来处理本可以由政府之间的合约，也就是社会赋权交易来解决的问题。这不可避免会提高私人合约的成本和政府管理的成本，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
目前解决农民工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的另外一个思路，就是中央政府强令输入农民工的地方政府，负责提供各种社会服务，特别是技能培训、子女教育、文化娱乐甚至还有临时住房。这个思路虽然也是出于善意，但从根本上违背了经济规律。经验表明，这种做法包含极大的道德风险和财政风险，因为增加对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未必吸引高素质的劳动力，反而可能招来许多当地并不需要的流民，不仅导致公共资源的严重流失，而且埋藏着社会失序的危险。
还有一种主张，就是彻底解除对人口自由迁徙的约束，允许发展大规模的贫民窟。我认为这种主张不仅是不可取的，更是行不通的。大规模的贫民窟在印度和孟加拉可以长期存在，但在中国一定是动乱的温床。因为大规模的贫民窟永远也不可能给那里的居民提供一种健康和积极的归属感。更重要的是，中国完全有能力找到比发展贫民窟更好的办法。
发展社会赋权交易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思路，具体来说，就是要求劳动力输入地区向劳动力输出地区购买劳工输入指标，就如同香港从菲律宾或从中国内地输入劳工，要有数量的控制，有严格的程序，而且，输入地政府不仅要负责把社保基金转入输出地的社保账户，还可能要追加付费，使得农民工的社会赋权虽然不能大到输入地区的水平，却能够较快地接近输出地城市居民的水平，尽快地消除劳动力输出地城乡二元的福利体制。这就不仅有利于减小地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减小地区内部，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内部收入的不平等，具有特别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意义。
各地输出劳动力指标的价格可以不同，以反应各地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由此导致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差异。对于技能不同的劳动力，也可以考虑有不同的输出价格。输入地的购买价格，并不一定等于输出价格，因为中央政府可能需要对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流向以定向收费或补贴的方式进行干预，以便诱导更为合理的宏观格局。比如，对于那些外地人口比例过高的地区，就应该考虑提高其输入价格，这将有利于刺激输入地政府把更多的外地人转为本地居民，承担起对他们的社保责任。对这一问题，将作进一步的讨论。
除了土地征用指标和输入劳工指标的交易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赋权交易，就是所谓的“财政供养人口”的指标交易。自80年代初实行财政分灶吃饭以来，地方政府获得极大的改革动力。财政分灶吃饭是创造中国经济奇迹最重要的机制，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财政分灶吃饭也是中国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最重要的原因。这是因为，财政分灶吃饭对内地和工业机会较少的地区非常不公平。导致不公平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内地的“财政供养人口”与当地经济规模相比，数量太大。
为什么内地“财政供养人口”相对本地经济规模过大会导致地区之间的不公平呢？这是因为，“财政供养人口”的支出刚性很强，如果一个地区财政供养人口的支出占当地经济的比例很高，一旦实行财政分灶吃饭，就会导致该地区在经济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为那些“财政供养人口”负担较轻的地区，可以通过降低税率来吸引更多的投资，从而使当地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税率低—外资多—税收多—税率低，而“财政供养人口”负担重的地区则恰恰相反，进入了恶性循环：财政供养人口负担重—税率高—外来投资少—税收少—财政供养人口负担重。根据张晓波对全国县级经济数据的分析，中国各地的实际税率，与当地财政供养人口的相对负担呈现高度的正相关。这个研究强有力地证明，财政供养人口负担的不均衡，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竞争不公平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导致中国地区之间收入高度不平衡的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不公平？我们发现，中国地方政府的规模，不是按照当地经济规模来设定的，而是根据当地改革前总人口的规模来设定的。因此，财政供养人口的总数，与地方人口的规模，尤其是改革以前农业人口的规模成正比。这样一种设置，体现了中国政治大一统的传统，也反映了农业社会的特征。很显然，继续这样做，已经非常不适应中国今日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人口大规模流动和迁移的现实，必须加以改革。
无论如何改革，都不可能回避“地方财政供养人口”的既得利益，而要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财力。但是，在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下，偏偏是“财政供养人口”负担重的地方，财力尤其不足。如此形成的恶性循环，已经成为中国中部和西部地区地方治理的一大顽症。
既然大家都清楚，谁得到土地开发指标，谁就发财。为什么不让出价最高的地区得到呢？这样可以明显提高土地的利用效率，只有那些能够更高效地利用土地的地区，才能获得更多土地开发权。在所有社会赋权交易中，恐怕最容易立即收效的就是农地征用指标的交易，因为这个交易事实上已经大量发生了，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扩大范围，改善交易机制。
不过，如果仅仅对开发土地收费，而不对滥用外地劳动力进行约束，中国的城市化就会发生另外一种扭曲，那就是雇用大量的农村廉价劳动力，把他们榨干之后弃之不顾。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目前政府的思路却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目前的思路之一，就是提高最低工资，增加雇主和劳工本人对社保基金的提取，并通过立法强制雇主建立更稳定的劳动关系。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思路，这个思路的危险就在于试图削弱私人合约的自治性，用干预市场赋权交易来处理本可以由政府之间的合约，也就是社会赋权交易来解决的问题。这不可避免会提高私人合约的成本和政府管理的成本，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
目前解决农民工人力资本投入不足的另外一个思路，就是中央政府强令输入农民工的地方政府，负责提供各种社会服务，特别是技能培训、子女教育、文化娱乐甚至还有临时住房。这个思路虽然也是出于善意，但从根本上违背了经济规律。经验表明，这种做法包含极大的道德风险和财政风险，因为增加对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未必吸引高素质的劳动力，反而可能招来许多当地并不需要的流民，不仅导致公共资源的严重流失，而且埋藏着社会失序的危险。
还有一种主张，就是彻底解除对人口自由迁徙的约束，允许发展大规模的贫民窟。我认为这种主张不仅是不可取的，更是行不通的。大规模的贫民窟在印度和孟加拉可以长期存在，但在中国一定是动乱的温床。因为大规模的贫民窟永远也不可能给那里的居民提供一种健康和积极的归属感。更重要的是，中国完全有能力找到比发展贫民窟更好的办法。
发展社会赋权交易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思路，具体来说，就是要求劳动力输入地区向劳动力输出地区购买劳工输入指标，就如同香港从菲律宾或从中国内地输入劳工，要有数量的控制，有严格的程序，而且，输入地政府不仅要负责把社保基金转入输出地的社保账户，还可能要追加付费，使得农民工的社会赋权虽然不能大到输入地区的水平，却能够较快地接近输出地城市居民的水平，尽快地消除劳动力输出地城乡二元的福利体制。这就不仅有利于减小地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减小地区内部，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内部收入的不平等，具有特别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意义。
各地输出劳动力指标的价格可以不同，以反应各地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由此导致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的差异。对于技能不同的劳动力，也可以考虑有不同的输出价格。输入地的购买价格，并不一定等于输出价格，因为中央政府可能需要对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流向以定向收费或补贴的方式进行干预，以便诱导更为合理的宏观格局。比如，对于那些外地人口比例过高的地区，就应该考虑提高其输入价格，这将有利于刺激输入地政府把更多的外地人转为本地居民，承担起对他们的社保责任。对这一问题，将作进一步的讨论。
除了土地征用指标和输入劳工指标的交易之外，我认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赋权交易，就是所谓的“财政供养人口”的指标交易。自80年代初实行财政分灶吃饭以来，地方政府获得极大的改革动力。财政分灶吃饭是创造中国经济奇迹最重要的机制，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财政分灶吃饭也是中国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最重要的原因。这是因为，财政分灶吃饭对内地和工业机会较少的地区非常不公平。导致不公平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内地的“财政供养人口”与当地经济规模相比，数量太大。
为什么内地“财政供养人口”相对本地经济规模过大会导致地区之间的不公平呢？这是因为，“财政供养人口”的支出刚性很强，如果一个地区财政供养人口的支出占当地经济的比例很高，一旦实行财政分灶吃饭，就会导致该地区在经济竞争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为那些“财政供养人口”负担较轻的地区，可以通过降低税率来吸引更多的投资，从而使当地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税率低—外资多—税收多—税率低，而“财政供养人口”负担重的地区则恰恰相反，进入了恶性循环：财政供养人口负担重—税率高—外来投资少—税收少—财政供养人口负担重。根据张晓波对全国县级经济数据的分析，中国各地的实际税率，与当地财政供养人口的相对负担呈现高度的正相关。这个研究强有力地证明，财政供养人口负担的不均衡，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竞争不公平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导致中国地区之间收入高度不平衡的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不公平？我们发现，中国地方政府的规模，不是按照当地经济规模来设定的，而是根据当地改革前总人口的规模来设定的。因此，财政供养人口的总数，与地方人口的规模，尤其是改革以前农业人口的规模成正比。这样一种设置，体现了中国政治大一统的传统，也反映了农业社会的特征。很显然，继续这样做，已经非常不适应中国今日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人口大规模流动和迁移的现实，必须加以改革。
无论如何改革，都不可能回避“地方财政供养人口”的既得利益，而要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财力。但是，在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下，偏偏是“财政供养人口”负担重的地方，财力尤其不足。如此形成的恶性循环，已经成为中国中部和西部地区地方治理的一大顽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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