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欧盟外交政策的变化

当前，欧盟的对外政策也正经历着变化，这一变化在内部和外部两个层面都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特征。

1. 内部层面

政治上，《欧盟宪法条约》在2005年先后遭到法国和荷兰的否决，欧盟陷入长达两年的制宪危机，体制改革成为“成长的烦恼”，一体化进程受到挫折，暴露出民众对欧盟的信任危机和欧洲联合后政策整体实施的不满，欧洲政治精英们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放在内部以解决欧洲联盟建设中出现的问题，相应的，对外政策不是重点。另外，欧盟扩大后的内部协调问题显现，由于每个成员国在外交、防务、税收、司法和社会事务等敏感问题方面都拥有否决权，15国尚难达成一致，而27国就更难发出一个声音。因此，欧盟的决策机制有可能陷于瘫痪。欧盟有待加强自身能力，加强成员国内部协调，保持一体化趋势的发展，并在欧盟机构体制、共同农业政策、地区结构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等方面进行协调。{11} 2007年10月，欧盟里斯本峰会的27 国领导人终于就取代《欧盟宪法条约》的新条约达成一致意见，是为取代《欧盟宪法条约》的《里斯本条约》。

各成员国可以通过议会审批方式核准条约，而无需举行可能导致条约遭否决的全民公决。新条约将于2009年1月生效。{12}《里斯本条约》保留了《欧盟宪法条约》中改善欧盟决策机制、扩大欧盟负责外交的高级代表的权限等重大举措，体现了欧宪的初衷，即提高欧盟的决策效率，进而使欧盟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它的出现对于结束欧盟宪法危机、促进一体化有重要的意义。欧洲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美俄矛盾的牺牲品。美俄两大强国在较量，而欧洲则受气。美国加强在东欧地区部署反导系统，导致俄欧关系紧张。

经济上，以福利化为特征的欧洲经济弊端不断，过高的福利保障不仅对促进就业造成阻碍，而且造成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福利国家制度本身存在结构性缺陷，高福利、高税收所带来的弊端日益突出。例如，增长率低迷、福利体制改革进展缓慢、人口老龄化造成的财政压力巨大等，而欧洲民众最迫切的愿望就是，欧盟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创造就业，造福于民。欧洲许多国家出现了经济停滞、失业增加、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在此情况下，欧洲福利国家纷纷陷入福利制度的危机当中。欧盟会投入更多的精力关注民生吗？这是普通民众问得最多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欧盟成员国内部都加强市场化改革，经济发展模式逐渐向美国靠拢。美国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强调个人主义，注重自主抉择、自由创新；经济活动主要由市场机制自动调节，推行政府不干预经济的原则。欧洲的市场化主要是减税和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凸显自由经济的色彩。但是在高福利社会保障制度方面也都处于“改革难、不改也难”的两难境地。2006年，德国的社会福利改革就遭到成千上万人的抗议，而英国则出现百万市政工人举行的全国性大罢工，这是英国 80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罢工。{13}

2. 外部层面

首先是协调美欧关系。美国始终是欧盟最重要的伙伴，欧美有共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在价值观方面有共同的信念，在安全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经济上相互渗透、利益交织，两极格局时期建立起来的多种联盟体系仍起作用。虽然双方在伊拉克战争这个问题上曾一度关系紧张，矛盾激化，但是根本利益还是毫无动摇的。双方的分歧只是用什么方式和手段解决国际争端而已。“三驾马车”新领导人上台，由于共同应对重大的地区和全球问题的需要，开始弥合对美政策的裂痕。最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总理默克尔提出的“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计划”。2007年4月，美欧峰会签署了《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计划》，不仅意味着美欧之间旧有经济矛盾的进一步舒缓和消解，而且为今后双方实现经济一体化和构建单一市场打下了基础。同时，会议决定成立“跨大西洋经济理事会”。{14}另外，欧美两大经济体忽略政治分歧来谋求经济合作，一定程度上是将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发展视为挑战，旨在应对潜在的竞争压力。总之，双方都在整合经济合作和贸易区的有关资源，推进经济一体化。但是，由于美欧经济的复杂性和各自可能面临的国内保护主义压力，默克尔的设想能在多大程度上得以实施还不得而知。

其次是贸易保护主义色彩较重，经济民族主义抬头，有较强的对华因素。{15}面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崛起以及自身经济竞争力下降，欧盟想依靠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来应付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竞争。特别是对中国实施反倾销税，限制中国产品进入，对中国进口纺织品设限，贸易保护增强，“进攻性政策”增多。从前反全球化的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抱怨遭受不公平的待遇。现在发达国家不再是经济全球化的完全赢家，也开始尝到全球化的苦痛。经济民族主义抬头正是欧洲竞争力下降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此前处于强势地位的某个权势一旦面对危机时都有一种内敛化的趋势，20世纪 30年代大危机就是各国在危机面前都筑起贸易保护的高墙，采取“以邻为壑”的政策。西方国家的政治、安全与经济的结合在增强，将纯粹的经济问题政治化，则会增添问题的复杂性，损害包括自己在内的各方利益。

再次是积极主导全球气候变化议题，试图维持其国际话语权。近年来，各国不断认识到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严重后果。气候变化不仅成为重要的政治话题，更是大国角力的重要领域。气候问题严重性愈明显，欧洲也就愈积极主动，主张发达国家在对抗全球变暖问题上应该扮演关键性的角色，甚至不惜与美国抗争，同时也呼吁，发展中国家对此也应作出“公平的贡献”。究其动机不难发现：其一，显示其道德优越性，赢得声誉，试图在对抗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取得领导地位以便提升全球影响力，弥补“软实力”的不足。德国总理默克尔称欧盟必须在全球气候保护方面充当先锋。其二，制约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

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正处于工业化阶段，也就是温室气体排放量较大的时期，欧盟通过强调发展中国家也要“公平”承担气候问题责任，就是要限制这些国家工业的发展，从根本上制约其经济。随着亚洲工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欧洲工业的远景堪忧。但如果能够成功地将环保确立为国际经贸谈判中的核心规则，那么就可以借此对全球经济进行重新洗牌。其三，不排除欧洲对全球日益变暖及其影响的关注。当前，全球变暖已成为必须重视的问题，南极和北极的冰川正在加速融化，海平面上升。“拯救地球”的呼声越来越高，所以气候问题将来必是国际政治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