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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化的国际形势下的大国外交政策调整(3)

大国外交 作者:唐晋


(三)日本的外交政策调整

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反映,考察外交政策的变化和调整,就需要对国内政策进行探究。首先,日本在小泉时代就开始了以“邮政民营化改革”为标志的市场化改革,其实质是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到日本特殊的市场经济当中。日本的经济主要建立在大财团和大企业的基础上,而这些大财团与政府的关系极其密切,是特殊的国有企业。其次,日本经济的复苏。2005年日本GDP增长高达 2.8%,在G7国家中的表现仅次于美国,而2005年第四季度日本 GDP 增长更是飙升至 4.2%,甚至让同期的美国也相形失色,2006年经济增长率达 2.2%。{16}经济的高增长预示着日本最终走出了多年的经济停滞阶段。

“中国牵引论”、“中国特需论”认为日本经济复苏是托“中国特需”的福。以往日本的出口大多依赖美国,然而,在2003年日本向中国的出口总额近14 万亿日元,同比增加 33.2%,创历史新高,并首次超过了对美出口额。中国因素对日本经济复苏的确是有作用,但起主要作用的是事物发展的内因。日本经济在经历了十余年的衰退后,基本上也到了复苏的周期,也就是说泡沫经济的周期性即将度过,经济的复苏已经来临。再次,法律的调整,即修改宪法第九条,从而为其海外军事行动提供便利。政治大国是日本寻求与经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目标。虽然宪法第九条还没有修改,但“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等事件发生后,日本凭借有利的国际条件,实现了“海外军事行动自由”。

2001年10月,日本通过一项反恐法案——《海外派兵法》,允许政府向国外派遣战舰,以支持美国领导的对阿富汗军事行动,从而首开日本自二战以来向海外战场派兵的先例。同时,日本又迅速通过了《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自卫队法修改案》和《海上保安厅修改案》。《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成为二战后允许日本自卫队在战争时期开赴外国领土的第一个法律,开辟了战争期间日本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的道路,这是日本战后安全保障政策上的重要转折点。所有这些都是与日本宪法精神相悖的,所以说宪法第九条实际上已经架空。日本加速向海外派兵的事实表明,日本已初步实现了由“内”到“外”的战略转型,这必将对世界安全、特别是亚太地区的安全产生深远的影响。日本在进一步靠拢美国的过程中获得海外派兵的好处,但是并未处理好与亚洲邻国的关系,所以2006年9月安倍上台后随即调整亚洲政策,提出“亚洲门户计划”。

2006年11月,麻生提出“价值观外交”,明确表示将美、韩、澳、印作为“亚太民主国家群”的核心,推动“民主共同体”建设,建立所谓“大亚洲”伙伴关系,呼吁印度、澳大利亚、美国与日本组成新的四国战略与经济联盟,在欧亚大陆外围形成一个“自由与繁荣之弧”{17},推动亚洲合作。2007年9月,福田上台后也表现出“新福田主义”的亚洲外交政策倾向。日本加强美日同盟,同时,对美日印澳大同盟构建的热情并不亚于美国,但是其亚洲外交的目标和方向经常发生变化,缺乏根本的指导思想。总体来看,日本外交的战略方向并不明确,处于目标“漂移”状态。

(四) 俄罗斯对外政策的新变化

俄罗斯最近一段时间外交姿态显示出强硬势头,进攻性锋芒毕露。2007年8月,俄罗斯恢复了中断长达 15年之久的远程战略轰炸机例行战斗值班飞行,以应付“其他军事强权的威胁”。8月2日,俄罗斯在 4000 多米深的北冰洋洋底插上了一面钛合金制造的俄罗斯国旗,宣示对北极的领土要求。俄罗斯这些咄咄逼人的举动正是其国内政治和经济结构变化的反映。

政治出现稳定局面。普京推行强人政治,强化总统权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使国家政权体系高度一致,利用政权的力量解决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18}普京主持的联邦制改革初见成效,联邦主体合并稳步推进。同时,普京修改相关法律,致力于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权党”,促进政党体制发展。另外,普京提出的“主权民主”更压缩了反对派的活动空间,回应了西方的批评。

俄罗斯经济走势良好,崛起势头强劲。2000年以来,其经济连续保持了7年的高速增长,2005年GDP达7658亿美元,2006年超8600亿美元。{19}以油价上涨为代表的能源因素成为其经济复苏的强大驱动力。能源产业是俄罗斯的支柱产业,占其工业总产值的30%,{20}为政府创造了54%的预算收入和45%的外汇收入,对GDP贡献率达30%。 俄罗斯实施以能源为重点的外交新战略,金融实力显著恢复,财政盈余增加,外债水平逐步降低,2006年外汇收入达3000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和中国。

对外政策方面,俄罗斯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对西方的积怨正在爆发。以2007年2月德国慕尼黑安全会议为起点,普京狠批美国滥用武力,展现出咄咄逼人的外交态势。随后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问题上,俄罗斯态度强硬,与美国激烈交锋。但这种进攻性的外交态势究竟能够持续多久,还是疑问。是否凭借对美国的强硬态度来迫使美国与之进行某种交易,打美国牌?还是基于国内选举的需要,在临近选举时通过这种方式来调动选民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以赢得支持?还是真正作为一种战略来实施?这都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五)印度对外政策的调整与变化

当前的国际局势对印度来说是一个真正的“战略机遇期”。印度由于政策调整和实施得当,经济发展迅猛。媒体和舆论更是普遍看好印度,并且预言在不远的将来印度会超过中国,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和经济大国。另外印度的国际环境很好,与大国关系和谐,没有敌对的大国。大国都看重印度的战略地位,争相与印度发展关系,利用其地位来平衡大国力量对比。同时,印度的战术性回应也非常好,在大国中搞平衡,全方位维持同各大国的友好关系。

但是,印度也有战略目标不明确的问题。外交上的得势容易使决策者产生自大的心理幻觉,导致忽视国力的限制而去争取同国力不相称的地位。这一点在军事上有明显体现。印度试图大力发展军事实力,一方面发展海权,实施三艘航母战略,欲取得印度洋的控制权,这已经触动了美国的神经;另一方面又大力发展陆权。这样,海权与陆权的同时推进使得军事力量的发展大大超过其国力的承受能力。

(六)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

伴随着正在崛起的过程,中国本身已经成为改变国际格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于国际格局变化来说,中国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中国。中国与世界关系极其复杂,其中存在着四大变量:世界在变;中国也在变;中国正在影响世界;世界也在影响中国。由于世界时刻变化,这也就要求中国应紧紧把握当前局势,同时也面临着外部的新压力,中国外交也需要一个适时适势的改革。中国外交总体上是有效的、稳定的和富有成效的,为改革开放的成功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人自己在观察中国实力时与外国人存在着集体心理差距。中国人往往只看个体或局部,受害主义思想仍然存在,所以我们个体所感受到的中国实力并不强大;外国人看中国往往是看整体,如 GDP 的快速增长和巨额总量,客观上的总体实力在心理层面得到反映,所以认为中国非常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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