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民国以来佛教之曙光

自清光绪末年，变法维新，各地兴办学校；多有主张化无用为有用，改寺院为校舍，没收各寺之财产者；全国骚然；而地方无赖，又从而侵害之；僧人呼吁无门；其狡黠者，乃暗中托庇外人势力，以求保护。清廷知其弊，乃下明谕，遵祖宗法则，保护寺有财产；僧界略得宁息。及民国成立，佛教徒亦知自结团体，创设中华民国佛教总会；其时奔走最力者，天童山之住持敬安和尚也。

敬安率领江浙各寺院之代表，于民国元年，请愿于南京临时政府，要求下令保护寺有财产；事尚未成，而临时大总统孙文去职；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政府移于北平；敬安更纠合各省僧界代表，于元年之秋，至北平政府请愿；偶与内务部某议论不合，某挟官势威吓之；敬安大恚；归至法源寺，逾日而愤死。年六十有三。

敬安夙负物望，以诗僧名；及其死，朝野多惋惜之。袁世凯乃命国务院，转饬内务部，核准中华佛教总会章程；既而内务部亦于民国四年，颁布《管理寺庙条例》，施行至今；不可谓非敬安以身殉教之功也。

中华佛教总会；除保护寺庙财产外，亦有各种计划：如开设各宗专科大学、中学、师范、小学，及励行慈善事业等；虽未能按照章程，一一实行；然各寺庙中设学者，所在有之：此僧界革新之气象也。

至于居士方面，集合同志，设立佛教研究会者，各省各地，不期而同时并兴；虽规模大小未必同。然对于佛教为热烈之研究，则同一目的；如上海之佛教居士林、佛教净业社，则成立较久规模较大者也。

自杨文会祗桓精舍停止后；清两江总督端方，曾在南京，创办僧立师范学堂；初延谛闲法师主其事；未几；谛闲辞去，以月霞法师继之；辛亥革命，校舍毁焉。民元以后，沙门或居士，多有创立专门学校者：以宁波观宗寺观宗讲舍为最著；谛闲法师为主讲，宏扬台宗；毕业之弟子数十人，至今分往各地，弘扬本宗教义；江苏常熟兴福寺，则有华严学院，宏扬贤宗，月霞法师主其事；武昌则有佛学院，太虚法师主其事；厦门则有闽南学院；常州之清凉寺，则有清凉学院；近移讲座于上海，专弘华严，应慈法师主之；南京则有内学院，宜黄欧阳渐实主之；专事研究法相宗；以上各专门学校，或办至学生毕业为止；或至今仍继续办理；可见沙门居士，对于佛教上之研究，日进未已；至于居士之临时集合讲经会，请著名法师升座讲经，则无岁无地无之也。

研究佛教各团体，多有刊行杂志，以发表心得，兼沟通僧俗两界消息者；此亦昔时所未有，民国以来方产生者也。最初发刊者，有《佛学丛报》；于民国元年十月出版，其中颇多佳作；惜至民国三年，即以费绌而止；此后则有武昌佛学院之《海潮音》；上海天津居士林之《林刊》；上海佛教净业社之《净业月刊》；其间较有永久性者，则为《海潮音》，已赓续十余年之久；至内学院之《内学》，亦陆续刊行，而非定期出版物也。

刻经事业，南北各地，亦多有遵守杨文会之遗规，从事续刻《大藏辑要》以期其完成；最著者，有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所刊经典，板式装订，悉与金陵刻经处相同。至重印全部藏经，则有上海频伽精舍翻印日本弘教书院之小本《大藏经》；商务印书馆影印日本之《续藏经》及《汉满蒙藏四体大藏全咒》。近又有朱庆澜、叶恭绰等，在上海集合团体，影印宋《碛砂版大藏经》；是亦社会方面热心佛教者日多，故能有此成绩也。

民国以来，佛教所以有兴盛之曙光，其动机不外三端：（一）清末中外交通，西方学术输入；科举废，学校兴，学者思想解放，不复拘拘于儒家一孔之见；对外来科学，固喜从事研究；而对古来相传之学术，亦多为之整理；有文艺复兴之现象。（二）佛典单本之流行，得之较易，唤起学人研究之兴味。（三）元年至今二十余载，战乱不息；民生因苦痛而觉悟，遂皈依佛教，以求精神之安慰；故有革命时善战之军人，亦一旦屏弃万缘，祝发入空门者。有此三因：故南北各省佛教，一致勃兴，是不期然而然之潜势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