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敦煌石室

唐人写经之发见清光绪二十五六年间（己亥庚子）；甘肃敦煌之千佛洞石室中，发见唐人写经，中多宋元以来未见之经疏；亦佛教史上重要之事实也。千佛洞，在敦煌县东南三十里鸣沙山下；有三寺，俗称上寺、中寺、下寺；上中两寺皆道观；下寺为僧刹；寺之左近，有石室千余；由唐迄元，皆谓之莫高窟，俗呼千佛洞。昔人就洞中塑佛像，并镌壁画；其用意盖与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之造像相同；非为藏贮书物也。惟有一洞，其中全贮古书，乃西夏兵革时所藏；壁外饰以造像，故人皆不知其为藏书之所。迨清光绪己庚之际，缮治石室，凿壁而书出，由是稍稍流传于世。丁未、戊申，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先后游历至此，得六朝人及隋唐人所写卷子本书，各数千卷；并雕本石刻多种；运回伦敦巴黎。我国人闻之皆惊异，学者多注意及之，因石室所留者，尚近万余卷；其中唐人写经，居百分之九十五；当时学部遣人前往取回，存于京师图书馆；运回时复经盗窃，散归私家者数千卷；今存于图书馆者，八千余卷而已。

敦煌石室唐人写经，不特多未入藏之经疏；且经文亦恒与《大藏》中译本不同；惟屡经翦窃；或首尾不完；或仅有首无尾；有尾无首；完全成卷者；已绝少；江西黎端甫曾经进京师图书馆校勘一次；著有《敦煌石室佛经校勘语》一篇；惜为时不久，未能将八千余卷，一一遍阅；其校勘亦不免错误；然其发见《大般若》、《金刚》、《维摩诘》等疏，与通行本不同，已足资考证矣。

迨民国七年，范源廉重长教育部时；蒋维乔建议，聘请江杜，入京师图书馆，专任校勘佛经之职，为时二载，而得藏中未有之《大乘稻芊经随听疏》、《净名经集解关中疏》两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皆希世之秘笈也。江杜跋《随听疏》云：“曩闻敦煌经卷中；有《稻芊经疏》，为《大藏》所佚；心向往之久矣。既入馆，亟取阅之；芜乱讹脱，几不可读；为之爬梳剔抉，排比联缀：并取重复之卷，互勘异同；亦有援据他书，以校补者；积八阅月之久，录成一卷；仍阙首尾，会傅增湘新购得一残卷，所阙佚文，悉在其中；于是千年秘著，遂成完书。然此疏所依之经，亦非《大藏》译本；复于八千余卷中，穷搜遍觅而竞获之。”其于《净名经集解关中疏》亦然；偶得一卷，无首无尾；亦向八千余卷中穷搜之，苟得文义相类者，为之联缀成文；费时经年，竟得成书；是可见缀残补阙之不易，而秘笈出世；于佛教上有甚大之影响也。江杜叙此书云：“考诸载记；鸠摩罗什，当后秦姚兴时，译经长安；弟子道生、僧肇、道融、僧叡称关中四圣；什公既道行超世，高足弟子，又皆一时龙象；故所译经，文词畅美，义味渊涵；观此重译之《净名经》，可以见矣。传称四圣著述甚富；意其时什公师弟，必皆有经疏行世；逮唐沙门道液，乃搜集关中诸疏，与自作之科解，汇为一编；即此书是也。观其标题，盖谓此为会集众说兼有科解之关中疏，以别于旧有诸本云尔。”又跋云：“夫发挥经旨者，固推隋唐造极；而关中师弟，实导先河；关中述作甚富，而其学之留存于世者，独备此编；书最古，文最备，是为瑰宝，亦奚待言。然闷之千载，而独现于今；意者其为含宏光大，遍沾法味之征也欤。”观此：则此二疏之价值可知矣。

又著《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者，为沙门法成；法成之名，不贝于传记；其《稻芊经》之本文，亦不知谁译；可知古德著述之散失，并其名亦湮没不彰者，往往而然。北京刻经处所刊《心经七译》中；有敦煌石室本一卷，其端题“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译”；惟无年月可考；其译例与玄奘相近；殆与著此疏者，是一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