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像我这样一个引领服装过潮流之人，如果去做服装生意会不会也能搞出点儿名堂，甚至一鸣惊人也说不定呢。这个想法让我激动不已。

所以，当老黄与同桌人碰杯时，刚随口说出一句，"光明市场有事，甭客气"时，我就不失时机地插嘴问道："黄哥，能帮兄弟在你的地盘上租个床子吗？"老黄显然没有料到，他的一句客套话还没落地，就被人"接"了过去。老黄把一只白嫩的胖手攥成拳头状，放在嘴边轻咳了两声问："谁用？八竿子打不着的我可顾不过来，要是你自己用没问题。"

"就是我自个用。"

"哦，是这样。"老黄若有所思地沉默了大约五秒钟，抬起头对我说："我在光明市场是管竖街的，竖街是裤子一条街，专门批发男裤，你要是有兴趣干批裤子这行，没问题，床子肯定有，但不是固定的。谁家办休业你就到谁的床子去卖。"

"那，要是没人办休业呢？"我不放心地问。

"你只管把心放到肚子里。只要有我在，保证让你的货有地方挂，这总行了吧。"

我兴奋地与老黄对干了一杯，问："那你看我啥时候去合适？"

"随时，你只要头天通知我一声，第二天就可以上行。"说完，老黄掏出笔，写下了单位电话和传呼号。

我不大相信，一个小小的工商管理员会有如此大的能耐，以为老黄大概是在借酒劲儿瞎吹牛。但我还是将他的联系方式小心翼翼地揣了起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辞职是需要充分理由的。不是对单位，而是对自己。我们那届大学毕业生正赶上国家不包分配的第一年，许多人都深感前途未卜，茫然失措。所以，大家憋足了劲儿，利用实习期间的机会，拼命表现自己，以力争换取实习单位的垂青，毕业后好有个安身立命的栖所。

我实习的单位是一家半官方半民间的地方小报。若是在往年，即使它主动调你你都未必愿意去。但现在不同了，事业单位人满为患，调人的大门早已关闭得严严实实，没有通天的关系，想挖门盗洞比登天都难。

三个月的实习期间，我在报上发表了二十多篇稿件，其中四篇还上了头版头条，无论是稿件的质量还是数量，在五名实习生里都排在第一位。总编辑不止一次拍着我的肩膀暗示我，好好干，小伙子，前途无量。我自己也以为毕业后留在这家报社手拿把掐。可谁料到，毕业分配时，唯独我一人被轰出了报社的大门。原因很简单，我除了工作表现优异外，其他方面可谓一无是处。我没有给领导送过礼，也没有为领导乔迁新居出过一分力，更没有听懂领导的弦外之音。想当初我还暗自嘲笑那几个只会舔领导屁眼儿的家伙，不学无术，为人世故，年纪轻轻只会拍马屁，不学好。现在看来，真正百无一用的是我。我懊悔过，也找领导理论过，甚至还大哭过一场。可一切已经无法挽回。尚未真正踏进社会的门槛，我就先摔了个四脚朝天。

情急之下，我只能委身于一家街道办事处当秘书。可不幸的是，报到那天，工会主席无意中看到了我的手书简历，喜出望外地吩咐我把院内的宣传栏重新抄写一遍。尽管我心里老大的不情愿，但我想自己是新人，给领导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尤为重要，就抖擞精神在严冬刺骨的寒风里，用排笔和油漆耐心地书写起来。工会主席在一旁不住地为我击掌叫好，并不失时机地把矮胖的党委书记拉过来说："这个新分来的大学生先借我用用。区里正搞迎新年爱国卫生活动，可我们这里实在找不出一个写字像样的人。"听他的口气我连个人都不算，不过是个用得顺手的家伙什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