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去广州上货，我们都是在去之前约上几个平日里关系不错的朋友结伴而行，为的是减少漫长旅途中的寂寞和无聊。人多热闹，可以搓麻打牌，即使仅仅有个说话的人也不错呀。当然，就算你独自一人出门，只要有耐心在列车上转一圈，总能碰到一拨甚至几拨相熟或者是起码脸熟的人。尤其是去广州上货的几个高峰期，比如春节前后，比如初夏和初冬，南下大军如过江之鲫，一节车厢有三分之一的旅客都是搞服装的。

这次，我是跟大平和小卫一块儿去的广州。春节头一天，两人一算账，大平赚了近三万，小卫赚了四万多。两人激动感慨之余，决定去广州搏一把。他们一致认为，到那里连老倒子们都能赚得膘肥体壮，他们为什么不能？只要两人精诚团结，胆大心细，没有不"红门"的道理。于是，两人决定采取合作的方式。两人钱都不足，合作可以弥补资金问题；再有，两个人的智慧整合在一起，类似于三个臭皮匠与一个诸葛亮的道理。

我们一上车就遇到了一大帮子熟人，这些人中有卖裤子的，也有卖衬衣、卖毛衫的。于是，大家伙儿嘻嘻哈哈，大呼小叫地张罗换座。很快，十几个人就凑到了三个女人的座位周围。这三个女人我都叫不上名字，但知道她们肯定也是光明市场的--做生意的女人与一般出差的女人，无论从装束还是从气质上，都是很好区分的。三个女人热情地拿出塑料袋子里的香蕉、橘子、葡萄等水果，招呼大伙儿过来一块儿吃。我们当然没什么可客气的，大伙边吃水果，边抽烟，不一会儿，整节车厢就被我们弄得乌烟瘴气，果皮、烟蒂扔得满地都是。车厢里的其他乘客对我们的无理之举只能忍气吞声地自认倒霉。就是列车员、乘警、列车长也拿这些出门做生意的人毫无办法。大不了列车员扫地经过时会抱怨几句，但我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照样有说有笑，有时也会对那些长相不错的女列车员挤眉弄眼地搭讪几句：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要不，我来帮你扫扫吧。说完，装模作样地去抢女列车员手中的扫帚或拖把。女列车员只能羞红着脸，一扭头，瞪那人一眼，匆匆走开。

我注意到三个女人中有两个比较年轻的长得要好看一些，打扮得也较为得体，另外一个女人的年龄起码在三十五岁左右，臃肿的身上穿着件猩红色的半大皮衣，脸上涂着厚厚的脂粉，细弯的眉毛和嘴唇化得黑红分明，有点儿像戏曲中的扮相，整个人看上去俗不可耐。我坐在那三个女人前排的侧面。我知道，接下来这些人又该大呼小叫地忙乎着搓麻、打牌了。从奉城到北京的车程要十二个小时--那时没有沈阳至广州的直达车--从北京到广州又是三十六个小时，即使不算在北京中转等车的时间，光在火车上我们就要熬过整整的两天两夜。要想让时间过得快些，就只有搓麻、打牌了，再不就是喝酒。中午在餐车上喝酒的时候，大平一反常态一声不吭，始终一言不发闷头喝酒，这在大平来说是不多见的。大平这人平时就是个话唠，尤其是手握酒杯，三瓶啤酒下肚后，更是口若悬河，妙语连珠了。

后来，大平终于清了清嗓子，小声地讲给了我一个秘密。有一次，大平上完货从广州乘火车回奉城的时候，见邻铺的胖娘们儿（这是大平的原话），在站台和车厢里往来穿梭，指挥着几个扛包的大小伙子往行李架上、下铺的铺下，堆放了十几个"地雷"--专指特大型号的旅行包，就知道高小菲是搞服装的，还可能是个"大户"。当汗流浃背的高小菲喘着粗气站在列车的连接板处抽烟时，大平凑过去一搭话，才知道高小菲也是光明市场搞西裤的。两人便自然而然地熟络起来。第二天晚上，两人到餐车上喝了不少的啤酒，等卧铺车厢熄灯后，又坐在卧铺的边座上继续喝。下半夜两人才意犹未尽地爬回到各自的上铺。大平睡不着，就睁开一直假寐的双眼，醉眼蒙眬地盯着对面的高小菲那张圆嘟嘟的胖脸，觉得此时的高小菲怎么看怎么顺眼。大平平时就喜欢胖乎乎的女人，按他的理解，女人胖就意味着乳房饱满，屁股丰腴，这样的女人干起来才够劲儿，才过瘾。大平伸出一只手试探着在高小菲的脸前晃了晃，见高小菲没有反应，仍打着细小、均匀的鼾声，就鼓足勇气轻轻抚摸了一下高小菲的胖脸蛋，然后又迅速把手抽回来，同时往中铺和下铺扫了一眼。正当大平犹豫着想再次去摸摸高小菲的胖脸蛋时，高小菲抿着嘴无声地笑了起来，并眨着一双黑暗中愈发明亮的眸子看着大平。这下大平的色胆彻底放开了，他欠起身子，把双手同时伸向高小菲的脸颊上一顿乱胡撸，高小菲只是象征性地躲闪了几下，然后才往铺里挪了挪，这更像是给大平腾出个位置。大平一鼓作气，干脆小心翼翼地爬到了高小菲的铺上，两人就这么憋着气，一声不吭地把那事儿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