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叔伯哥那次的断指流血也和这红色的泥浆一样。

新堤临水一面凸出的坝头都是用石头砌起的，凹进去的堤身全栽了抓地草。这水若晚来一年，那石头都下陷实落了，抓地草也就扎了根须。可洪水适时来了。修坝的时候是夏天，酷烈的太阳烧在村人们的肩背上，他们身上被阳光撕起的脱皮像蝉翼一样透明发亮。新生的皮油纸一般光滑，那上边被木杠和石头割了许多红鲜鲜的印痕。看他们修坝运石，我觉摸就是天塌出一个黑洞，村人们也会用石头去把洞口补砌起来。

一天的晌午，我在河中洗澡，凌清凌清的伊河水如风从身上轻轻揉着流过去。河滩上下除了运石的村人，再就是酷日、烫沙和耷着脑袋的野草。鸟都在树荫下懒得叫了，流水的声音也显得躁闷。只有知了在大堤上不烦地鸣叫。大堤两岸、鹅卵石滩、十八亩嘴洼、筑桥工地，到处都是知了那炽白炙人的叫声。村人们到对岸伏牛山上开山放炮，把那牛腰、猪肚似的青石运过来，大的三五人抬，小的独个儿肩扛。他们的腰上都扎了力绳，每走一步都把肋骨掀起极高。我看着爹们一行十几人，每人肩上都压着一块牛腰青石，像一个驼队从伏牛山下摇过来，一晃一晃，每人的两只胳膊都卡在扎腰力绳上，并不用手去扶那肩上的石头。而那石头却像山一样平稳地在空中微微晃着。他们的头被石头盖住了，腰是半弓，从我面前过去时，我认不出谁是哪一个，只觉摸出一座座山头缓缓地朝水坝移过去，从很老的大山中走下来，身上的每一根汗毛都充满了气力，都能牵动一辆大车；觉摸到这野牛有一天会把对面的伏牛山驮过来，放在大堤坝头的位置上；觉摸到在这群野牛面前，天塌、地陷、山崩、大火、狂水，无论有了什么景况，都不是可怕的情事。

到水坝边上，他们按石匠指定的位置，肩头一歪，大青石就从肩上掀下来。地面被那青石砸得抖动。而他们肩上，是草青的死色，石头落下了，压下的井坑却久久不能弹起，直到过去半晌，那青色才会渐渐转为红鲜鲜的颜色，仿佛立马血就要从肩上喷出来。

我想，村民们其实都是野人，只有野人才有移山动地的气量。

最后一个卸驮石的是我叔伯哥。那年他十八周岁。十八岁是一个很嫩的年龄，就如开春后钻出土的黄芽。他咬着牙齿把牛腰石驮到坝头，石匠说放下吧,那石头就滑了下来，随即，他就把右脚从石边抽出来，提在半空，用双手握着。血从他手缝一滴接一滴珠子般滚下，在阳光中闪出耀眼的亮色。

村人们立马围上去。

“出事了？”

“砸了脚。”

“咋样？”

“乱流血，不痛。”

队长过去，从我叔伯哥手里接过他的脚，就见他的大脚趾头不见了，那儿如被折断的树枝、皮骨、杈杈。

叔伯哥的脸白一下：“我趾头掉了？”

队长说我爹：“你把他背回去。”

叔伯哥说：“你们接着扛吧，我能走。”

可他不能走。

爹背着叔伯哥。哥自己用手死命捂着断趾不让血流。走时，他回过头来瞅瞅人群，说我不能和你们一道背山了……

村人们没人接话。队长大声说。我们走吧，接着去扛。

我跟在爹和哥的身后，他们都一路默默，走得很快，直到半途，哥才问还能背动吗？爹说山都背了，哪欠你。然后他们就不再言语。血在大堤上流成一线。叔伯哥的脸越来越白，汗落雨似的浇在爹的肩上，后来哥就把头软软搁在了爹的肩上。

我说爹，哥昏了。爹就跑起来。可快跑出大堤柳巷时，他又慢慢抬起头，问爹说，二伯，你吃过大米吗？

爹慢下脚步，说没有。

又问：“嘴洼能整出稻田？”

爹说：“能，就怕以后发洪水。”

到这儿，哥就很重地把头跌在了爹的背上，捏脚的手也松开了，血像水渠一样流。我忙上前捏住叔伯哥的断趾。他的血又粘又稠，像是洪水中红泥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