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青松：唐山人是如何面对这个？你有接触到吗？

王利波：因为我到唐山拍摄的时候没有采访一些唐山人。我接触的都是像拍摄采访的对象，还有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对这个地震好像不是说太敏感，或者是有太多的感触怎么样的，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反馈给我。

程青松：这个影片中并没有出现唐山地震震后很多的画面？

王利波：没有没有，只是在片头出现了一点点图片之类的。

程青松：所以那些资料现在找不到了？

王利波：我没有去找，我只是找了一些图片，因为我觉得我可能不需要那些东西。像有一些配的画面，他们就说应该把采访配上一些空镜头画面，那个都是我刻意去掉的东西，我不想要那个东西。那个跟我想要这个片子的形式和我喜欢的风格不一样的东西，我尽量做得干干净净。

程青松：现在影片的最后，成片里大概接受采访的专家有多少？

王利波：出境的大概也有七八个吧，还有没有露面的，将近有10个人。

程青松：我看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我会有一种感觉特别想听他们说，因为有些纪录片，你会跟被采访者之间会有一种隔膜，你不一定那么想去听他讲，我会特别想听他们讲，你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王利波：这个可能还是说我在前期做那个文案做的比较充足。这个信任可能是需要我，原原本本的，我是一个独立的导演，我要做一个纪录片，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们。而且我说可能要送到国外去，怎么样怎么样，我基本的都说到了。像董庆波说，如果你不是纪录片的导演，我可能还不会接受你的采访。因为我不想让你浪费我的时间。他知道做完采访以后，有很多东西是播不出来的。所以他觉得会浪费他的时间，我会原原本本地把我的情况跟他们说，然后他觉得按照他们的决定，他们选择说什么和不说什么。前期的文案做的比较足，再一点一点地引导他，往我的方向去走。沟通好了，然后引导他往我的方向去走，让他说出我想知道的事情。

程青松：因为这个电影其实有一个可能你没有想到的一些收获。除了地震，除了去追寻那个历史预测的真相，除了刚才提到的关于知情权、话语权的问题以外，还真的是呈现了历史的，它会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或者对未来的人，你可以了解到那个时候的中国的一个状况，他们怎么开会，他们怎么讨论，怎么向领导汇报，他们怎么动员怎么样，就是这个过程，他一下子把20世纪70年代那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的状态，国家的状态，个人的状态，呈现出来了，这个就有价值，做纪录片它真的如果说我只是一个事件，只是说这个事件。它的价值没有那么大，而这个是可以你要了解到这个时候至少你在这个地震所谓的机关单位，这个机构周边，其实折射的是整个时代的信息，这个我觉得很不得了。

王利波：这个是意外带来的一些东西，我在做的时候确实没有考虑这些东西。

程青松：但是每个人的话语体系都是那么相似，他们都是要那样上班下班，他们都要当一个社会运转的机器的一个齿轮，而这个齿轮自己要说话的时候，就是不让你说话。

王利波：他们会到统一的语境里一个环境里，那个状态。

程青松：你已经是集体的人，那个国家机器的一个部分那个状态，我觉得它很有意思，因为在东欧，东欧的纪录片就是像基耶斯洛夫斯基，在拍《红白蓝》之前，他拍了大量的纪录片。就是表现在官僚的庞大的国家机器里面的东欧人最普通的一些状态。所以说在一个表达不畅通的时代是没有可表现的东西，其实是不会的。你什么都可以去说，不管你说唐山大地震，还是汶川大地震，还是在说三峡大坝。还是再来拍一个机关，它都有文献价值的。因为中国现在是多么魔幻，多么具有各种各样的混合的特征，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就是集权的，又有民主的启蒙这么纠缠的一个东西。

王利波：我们可能就是这个卡夫卡的现实版在这里。

程青松：我觉得在当代做影像做纪录片，也还是要鼓励做剧情片的中国电影创作者，其实真的大家是不要害怕什么审查，通不过，其实真的是有话可说的，这一点要坚持。

王利波：其实我觉得在做独立这一块，导演对审查这一块看得不是太重吧。

程青松：我就说其实也会希望在主流里面的那些人也不要那么分裂地去做

东西，要坚持一些。

王利波：可能他们也坚持过，我觉得他们可能也坚持过，但是现实确实比较残酷嘛。

程青松：最后会回到独立纪录片的一个制片环节，它有一个投入和产出怎么样来维持你这个创作的循环，因为还是需要资金，需要生活，大概这个电影投入了多少费用？

王利波：如果说纯投入就是四万块钱人民币。

程青松：但是你每天要吃饭呀？要去打车呀。

王利波：那些没有算过，也不知道。一年时间可能比较长，这个跨度比较长。

程青松：你是说在机器带子在剪辑这些方面花了四万多？

王利波：一共是四万块钱吧。差不多。

程青松：其实不止？

王利波：不止是不止，但是我知道的就是一些很小的可能有一些不是直接往里放钱的，可能我没有算那些个东西。

程青松：你这个制作影片生活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工作？

王利波：我没有固定的工作，只是在做一些其他的摄影。比如说什么广告，MTV各种拍摄的事情如果我能完成的，朋友给介绍活儿我来做一些。然后用这份钱来生活，然后再拿出去一部分去拍电影。

程青松：其实跟最早的独立电影差不多。

程青松：我们脸上都蒙了很厚很厚的一层灰，我们的心灵都蒙了很厚的灰，要擦掉，要把掩埋自己的那些灰尘擦掉。或许心灵里面也有灰尘。其实我们都有很深的外伤和内伤，原来是外部给你的作用力，给你从小洗脑，打击你，把他的都是灌输进来，本来是外伤，后来变成内伤了，自己禁不住各种诱惑，或者自己的人格不完善了。但是是外伤和内伤的综合体。其实我们都有很深的内伤和外伤。但这个是从哪儿来的，要么把你伤了，伤到你的里面来了，最后你变成这样的人了。因为有很多人不由自主地就在维护，你稍微批评对现实有一些看法，他就说你怎么样反对我，他变成自觉了。

王利波：条件反射似的，他不是经过思考，他真的从心里反射出来一个东西，这个就是很可怕的东西。

程青松：我们希望导演继续把那些被掩埋的东西能够用你的镜头把它呈现出来。

王利波：我尽量完成，我尽量往前走，走到哪一步不知道，但我还是尽量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