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水并不很深，我前两次过江都是■水过来的，就算是我这样的小个子，江水最深处也只到我的胸口。只是江面很宽，我的大铜锅又被敌人的子弹打了一个洞，一个劲地往里漏水，我只好用茶杯从锅里往外淘水，免得团长沉下去。两名俘虏都说我死心眼，劝我丢下团长，只带着他们两个回去领赏就是了。

他们的话很是惹人生气，我便用茶杯打他们的头，但过后又不得不向他们道歉，因为我们有纪律，俘虏打骂不得。

一路上我们躲避敌军、土匪和民团，十四天之后，在一个名叫八嫖的地方追上了大队红军。两名俘虏领了路费欢天喜地地去了，团长却把我狠狠地骂了一顿，说我无组织无纪律，不服从命令，没有跟随大家一起撤退，而是冒险留在了后边。

对团长的批评我根本就没往心里去，我知道他一定很高兴能追上大队红军。况且，从江西出发时中央就发布了命令，要求所有团级以上的伤员都必须坐担架随队行军，没有特殊情况不得擅自离队。我这是在执行中央的命令，团长也得听从中央的命令。

战友们见我救回了团长，都夸我是好样的。但我心里清楚，这一回我又没当成英雄，仅仅是完成任务而已。

能参加这次战斗让我收获很大，发觉火线上并不像团长说的那么可怕，我完全有资格成为战斗员，只需要等待合适的机会就是了。

进入草地的第三天，大队红军很早便在后河两岸宿营了。我们的宿营地被安排在河的南岸，依照渡河的程序命令，我们团明早过河。

老吕摊手摊脚地躺在草多土少、依旧很潮湿的河岸上说：这回总算见着土了，明天必定都是好路，而且还有漫山遍野的青稞麦和“风吹草低见牛羊”里边的炖肉。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地方正处在草地的最深处，不但没有牛羊，连只田鼠也不会有。但■了三天的毒水，终于能够在结实的河岸上宿营，大家的心情仍然很高兴。宣传员和护理员们都忙着组织节目慰问战斗员，还有位女同志站在河岸上为大家高唱外国话的《马赛曲》，甚至有人搬出从江西一路背来的留声机播放起来，唱的是“骂一声毛延寿你卖国的奸贼……”等到唱片放完了，战士们便嘻嘻哈哈地唱起自己改编的唱段：“骂一声蒋介石你卖国的奸贼……为什么投日本，你丧尽了良心。”

今晚我们享用了进入草地之后最正式的一顿晚饭，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豪华的筵席了。

有泥土就有野菜，我在河岸附近发现了许多蒲公英，便拣还能吃的嫩叶割了两大捆。有些淘气的小战士下到河中居然摸上几条两寸长的小鱼来，于是河边一时挤满了摸鱼的战士，但收获不大。鱼虽然不多，毕竟富有营养，我将鱼肚子剖开洗干净，剁下两只鱼头藏起来，再将剩下的鱼全部剁碎，放到锅中与切碎的蒲公英一起煮。蒲公英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的功效，对战士们脚上被草根划破又被毒水浸泡多日的伤口应该有些好处。

队伍中有些战士和我一样对困难早有准备，此时他们拿出珍藏多日的宝物，有的是晒干的牛骨髓或牛蹄筋，有的是羊油、盐、大烟籽，还有更节俭的同志居然带来了在云南吃剩下的火腿皮和湖南的“涮辣椒”，都庄重地将这些珍馐美味投进我的紫铜大锅里。

大家的粮食不多了，许多战士都将干粮袋清理得干干净净，清理出来的粮食放在各自的碗中，那些在毒水里损失了干粮袋的战士也分到了粮食，然后大家在我的锅前排起长队，故意做出垂涎欲滴的样子，让我感觉自己很像是一位重要人物。

今天战士们捡来的草根很多，火很旺，锅中的汤很快便烧开了。眼见着锅中泛起油花，飘出香味，大家高兴得不得了，这个抽着鼻子说是我的羊油味，那个说是我的宣威火腿……没有东西可添的战士则说这是我的干柴烧出来的香味。

我很仔细地给战士们分食，让每一勺中都保证有菜，也保证有油花，然后将这有滋有味的鱼汤给他们浇在碗中的青稞面或青稞麦上，做成盖浇饭的模样。今天的宴会过后，我的宝库中只剩下六粒盐、一只辣椒、一根参须、两粒冰糖、一小片燧石和小半瓶云南白药了。

希望老吕的美好预言能够像他预言灾祸一样准确。我虽然不敢相信有这等好事，但是当老吕大口喝着我用节省下来的鱼头和一只辣椒、一根参须、一粒盐专门给他熬制的小灶人参鱼汤时，我还是追问了他一句：“明天我们当真能筹到粮食吗？”他一拍胸膛，豪迈地说道：“没有粮食我就死给你看。”

许是因为今天宿营得早，也许是因为终于走出了那一大片毒水，战士们心中兴奋，“吃饱喝足”之后便围着一堆堆篝火唱歌、学习、讲故事、开会或者擦枪。

我将锅碗瓢勺洗刷干净，然后沿着河岸慢慢寻找，手心里紧攥着一粒冰糖。我想再次找到那位穿红裤子牵毛驴的哲学教授，请他解释昨晚对我讲的那一番话。或许是红军大学提前过河去了，我最终也没能找到那位老者。这让我很失望，便将那粒冰糖塞进一位眼上缠满绷带的女同志嘴里。

现在还有谁能解答我的疑问？虽然我参加红军后听到过许多关于英雄的道理，接受过无数次英雄主义教育，也亲眼见到过许多英雄行为和英雄人物，但是，这些都是别人的想法和行为，并不能指导我怎样行动。很久以来，我一直想找到英雄这个称号最简单明确的标准，但至今也没能如愿。记得我们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时候，红四方面军的一位领导也曾在欢迎大会上讲过有关英雄的事，只是那次讲演和后来的会面非但没能给我一个解答，反而给我增添了新的困扰。

那是在懋功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我们团被调来担任警卫。天空下着大雨，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都挤在路边的一只油布小篷子下边等候，另外还有好几千人的欢迎队伍排列在道路两旁。我被安排在欢迎会主席台的台口边，熬了浓浓的一锅姜汤，准备为四方面军的同志驱寒。

傍晚的时候雨终于停了，四方面军的那位领导骑着一匹膘肥体壮的白马，带着他的骑兵卫队风一般地来了。我看到大家见面后都很兴奋，眼里闪着泪水，相互拥抱，用力捶打对方的脊背……然后领导们登台演讲，台下战士们欢呼不断，而我则一直忙着给四方面军的同志往茶杯里盛姜汤。等到四方面军的那位领导开始演讲的时候，我的手上这才清闲下来，听他说道：“……只有这样还算不上是英雄，真正的英雄应该……”

恼人的大雨又下了起来，让我听不清楚台上讲的是什么。他是要说英雄该是什么样的人，还是英雄应该怎样做？我错过了找到答案的机会。

一个月之后红军到达毛尔盖，在一个名叫沙窝的小村子里我幸运地得到了当面向那位领导请教的机会，但因为我思想中的封建遗毒还没有肃清，结果把机会错过了。

那天还是由我们团担任警卫任务，中央领导全来了，聚在一座喇嘛庙里开会。我被安排在会场外的一间小棚子里，给开会的领导们准备午饭和晚饭。下午晚些时候，那位四方面军的领导从庙里出来，去了趟茅厕，便来到我的灶旁讨热水喝。我刚要询问怎样才能成为英雄的事，喇嘛庙里又急匆匆地跑出来两位戴眼镜的领导，将那位领导拉到一边说个不停。

就在那位四方面军的领导转过身去面对来人的一瞬间，我认为自己看到了一个不应该看到的东西，心中“砰”的一声，将那句挤在喉咙里的问话炸得粉碎。

我看到了“脑后见腮”。

如果我当真迷信“相术”的话，这“脑后见腮”便是面相中的“五大恶相”之一。但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便假意要给那位领导添热水，提着汤勺向他们凑近几步，想要将这一“相格”看个仔细。不想，后来的两位领导却愤怒地朝我挥了挥手，将我赶得远远的。这可是我从来也没经历过的事情，任何一位红军领导，不论是中央首长还是师团连长，他们向来只与其他领导发生争论，对我们这些小炊事员却是和气得很。

对于方才看到的东西，我得不出任何结论。如果我师傅还活着，他一定能讲清楚内中的道理，毕竟这《柳庄相法》是他讲给我听的。用他的话说，遇到“脑后见腮”的人，就算是干个摊煎饼或是卖耳挖勺这样的小买卖，也绝不能与他合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