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草地后的第四天早晨，我们遇到了大麻烦。第三天晚上，团里其他连队的战士在很远的地方采回来不少新鲜的蘑菇，让炊事员给大家煮煮吃了。到了今天早上，人们发现有六十多名战士瘫倒在河岸上动弹不得，另有七八名战士已经中毒牺牲了，其中也包括他们的炊事员。

卫生队的大夫和护理员们连忙赶过来抢救，给他们做人工呼吸，灌凉水，喂头发。费了好大的力气，这些战士才开始呕吐，但是，他们的身体虚弱得很，已经无法跟随大队出发了。团长很着急，也很生气，但又一时不知道该责骂谁才好。最后，团里决定将这些中毒的战士组成一个后备队，先让其他战士将他们背到后河对岸休息，等到身体恢复之后再出发追赶部队。

经过了长达十个月的磨炼，大家都有经验，知道掉队后在一天之内很难追上大部队，通常总是要花费两三天的时间。更危险的是，我们已经是后卫部队了，在我们后边再没有红军，只有敌人。

团长要亲自带领这支后备队，而我则主动报名担任他们的炊事员。然而，老吕不同意团长带队，他的理由非常充分，他说我们是红军中最精锐的战斗团之一，中央信任我们，才派我们担任后卫任务，你丢下部队带后备队，这是对中央的不负责任，也是个人英雄主义。团长无话可说，只能同意由老吕担任这个职务。

对于这次变动我感到很高兴，因为老吕没有其他战斗指挥员的坏脾气，而且他还是我的朋友。

大队红军开拔了，而我们又休息了一天一夜，直到转天早上才出发，但在这期间，又有两名中毒的战士牺牲了。

这是我进入草地之后的第五天，我自己的粮食也吃光了。我们团出发时，团长让全团战士搜尽挖绝，给我们凑了十来斤粮食。这大约是我们团仅有的粮食了。在毛尔盖筹粮的时候，因为我们团被调去保护中央领导开会，很晚才动手筹粮，储备的粮食也最少。虽然中央领导专门为我们补充了一些青稞麦，但进入草地的时候，每位战士身上的粮食也不过两三斤。

我不知道团长他们在后边几天吃什么，也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后边几天吃什么。但是，在草地中挣扎了五天之后，我倒不像刚开始那么担惊受怕了。我现在终于想明白了，只要勇气没有消失，含着大拇指我也能走出这片烂泥塘。

此时，在我的宝库中只剩下最后一根参须、一小片燧石和小半瓶云南白药。因为要照料六十多位病人的饮食，我决定把这根参须留到能当即救人一命的时刻再使用。

我们排成一列纵队，老吕在前边引路，我留在最后，一步三摇，在草根纠结而成的地面上前进。这里的地面看不到土，但很结实，毒水也只汪在草根上。草根很硬，被前边部队踩断的草梗也很尖利，我们大多数人都光着脚，将剩下的最后一双草鞋系在腰间。我们必须得把这双草鞋保护好，只要走出草地，穿上它我们就可以战斗。也正因为如此，战士们的脚几乎都被草根和草梗扎破了，但又不往外流血，只从肉里渗出粉红色的水。

每天照例要来的雨雪都来过之后，太阳出人意料地跳了出来。阳光白亮亮的像闪烁的刀锋，在草地上劈斩开大片细碎的花朵，鲜艳得令人起疑。

我从来也没有梦到过这么多的颜色，有让人胃口大开的黄，有令人心痒难挠的蓝，也有深沉得看不见底的红。老吕在前边传下命令：休息十五分钟，晒脚。

战士们各自找一块草根密集的地方坐下来，将步枪的背带挂在脖子上，脚架在枪身上，仰面朝天，身子向后倚，用屁股在草根上找好平衡。大家都休息了。

老吕没有休息，他从队前往后走，仔细检查每一位战士的脚，用牙齿替他们拔除深陷肉中的尖刺，吮出伤口中的毒水……

我也在休息，将身子倚在大铜锅上，脚下架着我的茶杯和饭碗，仰着脸，让阳光径直照在眼睑上，感觉舒服得很。五天没见阳光，我已经忘记了高原上的阳光有多么可爱，但是，只过了一会儿的功夫，那阳光便射穿了我的眼睑，溜进后边的大脑，在我的脑子里搅起一片金色的花朵。

午后出发，草地的状况又变得很糟糕了，地上的毒水淹没了我们的脚踝，草根也不再结实，到处都是糟烂的空洞，满含毒素的烂泥粘在脚上，像是给我们穿了一双服刑的“铁鞋”。沿途也像前几天一样，可以看到稀稀落落的泥潭标志。这是前边的部队在警告我们——每一处标志下的泥淖中至少会有一名红军战士。

此时，我们的队伍也发生了变化。许是阳光太过强烈了，有些中毒的战士出现了幻视幻听的状况。

蘑菇中毒是件可怕的事，因为它毒害的不是你的肚子，而是你的神经。是神经吧？要不就是脑子？关于这一点，我没能记住我师傅是怎么说的。我不是个好学生，但还是记住了一些，我师傅说有的蘑菇毒性很特别，它要等到三五天之后才真正发作。我问：“会怎么样？”我师傅说：“当然是发疯啦！”

我们只有两个健康人，却带着六十多名中毒的病人，难度确实很大。最初大家排成一列纵队慢慢走，我们的责任只是帮助那些最虚弱的战友，还能勉强应付得来。但此时，经常会有几名产生幻觉的战士，脸上挂着幸福的微笑，嘴里讲着温柔的低语，离开队列，向没人走过的地方，或是向着已经做出泥潭标志的地方走去。

大多数战士都帮不上忙。我相信他们此时正将全部精力用来对付体内的病痛，对于外界既看不见也听不见，只是机械地移动脚步，勉强跟住前边的战友而已。队伍中间也有几位中毒较轻的战士，但他们的体力只够照应近旁的战友，将他们放在身前，慢慢地推着走。剩下大部分离队的战士，都要靠我和老吕跑过去将他们拉回来；然后他们再跑出去，我们再将他们拉回来。

我和老吕就像是一对牧羊人。

天将傍晚，我们幸运地遇到了一处微微隆起的小土坡。那里有大部队打尖休息的痕迹，没有宿营的痕迹——我们这一天只走了大部队半天的路程。但我和老吕都很有成就感，在我们的照管之下，没有一位战友陷入泥潭牺牲。

这片小土坡的面积不是很大，我放下大锅便提着口袋去找野菜。老吕跟在我身后，手中提着一把柴刀，表情痛苦。我给他解宽心说：“我们是支小部队，机动灵活，没什么可担心的。”他说：“我担心的不是战友，我担心的是你。”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得替你准备一个应急方案，也免得万一他先死了，我一个人措手不及。他这话让我挺生气，只好老实不客气地叫他闭上乌鸦嘴。

我知道老吕不是胆小的人，听说他作战很勇敢，受过很多次伤，立过很多次功；也知道他不是自私的人，他虽然是指挥员，但对战士非常关心；我更知道他不是婆婆妈妈的人，因为在任何事情上他都很有决断。他现在的心情如此沉重，只能说明他肩上的担子太重了。是的，要独自带领六十几名精神恍惚的病人走出草地，这个担子实在太重了。

但是，这个担子他必须得自己挑，我帮不上他的忙，我所能做的只有让大家都别饿死而已。然而，要想让大家不饿死可没那么容易，因为我发现，土坡上的野菜早已经被前边的部队采光了。

进入草地之前，我知道各个部队筹备的粮食都很少，而且许多战士虽然是农民，却不认得这个地方的野菜，于是我采了一些野菜的样子，主动到各部队里去给他们看，告诉他们沿途该找哪些野菜来吃。进入草地的前三天情况还好，大家都还有粮食，便不怎么采野菜吃，所以我们这些粮食最少的后卫部队在路上和宿营地还能找得到野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