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就公共服务奖而论，引人注目的，是被报道的事件本身，而不是同那个事件有关的出色报道工作。从各个角度论述天主教牧师丑闻的著作很多，但是，迄今为止，很少有人论述揭露这件事的新闻报道工作。过去15年来，有4家报纸由于报道暴风雨而荣获普利策金奖，然而吸引著作家的只是暴风雨本身。这就是目前总的情况。遗憾的是，新闻工作者被撂在了史册之外。

只有一个例外，也是普利策公共服务金奖获得者：《华盛顿邮报》关于水门事件的报道使卡尔·伯恩斯坦、鲍勃·伍德沃德和本·布雷德利成了名人。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写的《总统的班底》--和根据此书拍摄的电影--对新闻事业的贡献，如同他们的报道对国家的贡献一样大。

我的这本书是写给那些想要了解近期和过去重要新闻作品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院校的学生的。我希望关心新闻和社会互动关系的美国历史爱好者也能在这本书中发现它的价值。

在可能的情况下，普利策金奖也试图给人们一个惊喜，正如记者和编辑们所发现的那样，某些似乎平凡的工作竟然成为终生不忘的故事。对许多读者来说，这将是这些案例研究的最有趣的因素。

跟大多数趣事一样，这项工作是作为一种爱好开始的，起初的规模并不大。2002年9月9日是我父亲的百岁华诞，我提出一个计划，想写写《圣路易斯邮讯报》多次获得普利策公共服务奖的情况。我父亲是一位职业新闻记者，曾经为这家报纸获得1950年公共服务奖，在1937年至1948年期间又先后帮助该报3次获得普利策金奖。当1952年《圣路易斯邮讯报》再次获得普利策金奖时，它成为当时先后5次荣获金奖的唯一的报纸。然而当我提出这个写作计划时，《圣路易斯邮讯报》的新闻工作者，从主编到下面的工作人员，对于这个业绩竟一无所知，不了解这家报纸为什么5次获得这样的荣誉，也不知道与之有关的记者、编辑和发行人。

当进行这项研究工作时，我发现，关于普利策金奖获得者的情况，人们几乎没有写什么东西。我发掘得越深，越被那些常常被忽视的故事所感动：新闻工作的基本惯例、报道编辑的运营规则，多年来仍然保持原样，尽管技术发生了很大变化，编辑部门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

截至2009年，普利策金奖共颁发95枚。本书仔细研究了最新的十几例。其他案例的选择是因为它们不仅有着动人的故事，而且说明了多年来普利策奖金颁发规则的演变，展示了多样化的主题和报道风格。

目前正处于动荡不安的时期，报刊的新闻写作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洛杉矶时报》的前主编约翰·卡罗尔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在他的《洛杉矶时报》由于揭露一个大医院的问题而获得普利策公共服务奖以后不久，他跟其芝加哥论坛公司的老板发生争执而离开了该报。

2006年4月，他在哈佛大学简·肖伦斯坦政治中心的岗位上提出了一些关于新闻工作者的难题。他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题为《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沙龙上的最后呼唤》。他要编辑们想象一下，没有报纸的美国可能是什么样子。他问道：“如果警察对嫌疑犯刑讯逼供，谁还会像《费城问询报》那样发出警告呢？”（该报因此而获得1978年的普利策金奖。）“更加日常的事情，谁会到市政厅进行查询？美国城乡各地，谁会每日去法院或者去警察局进行检查？谁会对数以万计的行政官员们进行监督？”更为广泛地说，他问道：“一个主编竟然拿公共服务作为借口，来为他的预算辩解，这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但是，当每年4月份颁布普利策奖的时候，美国全国各地的新闻工作者仍然会停下来，思考一下他们为这个行业做了些什么，他们及其报纸应该怎么做，才能跻身于普利策奖获得者之列。

我们在寻找新的模式，以便使报业在经济上和新闻业务上都重新兴旺发达起来。我们希望，本书提供的一些案例将唤回新闻事业在美国的民主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论出现什么样的模式，公共服务都应当处于中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