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特（报团）家族及其喉舌《夏洛特观察家报》居然与OSHA（职业安全健康署）和压迫成性的官僚站到一起来反对崇高的南方纺织工业，多么可耻啊。有些爱哭哭闹闹的美国人显然是想要从他们家人的衣食供给者手中再捞一把，而新闻界一些没骨气的奴才也跟他们结成一伙，真叫人作呕。”

--W·B·皮茨，南卡罗来纳州，卡姆登市，赫米塔奇（纺织）公司总裁

在20世纪80年代，商务和技术是每一个记者和编辑都在思索的问题，一个原因就是电脑正在占领他们的新闻编辑室。他们办公桌上的机器开始由打字机变为电脑，其牌号由雷明顿、罗亚尔或安德伍德变为IBM或苹果。过去办公室里老是连续不断的敲打打字机键码的声音，到这时停息了，取而代之的是轻叩电脑键盘。一夜之间，新闻编辑室变得像保险公司办公室一样安静。

噼噼啪啪的声响没有了，只是一种假象。记者们仍然在本着“水门”精神鼓足勇气进行调研。优秀的报纸依旧保持警觉，而又积极进取，日益增多地组建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工作组，去担负重大的报道项目。记者的装备中也多了电辅助的器材。当《安克雷奇每日新闻》于1989年赢得它的第二枚普利策金质奖章时，当时担任该报总编辑的霍华德·韦弗就是使用一台麦金托什电脑来处理那些成堆的统计数字以说明阿拉斯加土著居民的苦境。当时该报人员也增多了，他也是利用电脑来帮助他协调各人的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期限。韦弗将这一切与该报在1976年调查卡车司机工会情况时所使用的工具作了对比。他说：“当时我们是使用彩色铅笔绘制各种图表和线条，来表明人与人的关系。”

获得公共服务金奖的报道题材在20世纪80年代也扩大了。两次是宗教事务，两次与种族问题密切相关，还有两次涉及军队。记者们还特别深挖所谓的商务视角，但不是经典的财经版面上的通用汽车、施乐或微软等商号的事务，而是大公司在环境事务方面的作用、军界与工业界的联合体等，直至教会的财务问题。

过去经常出现的关于政府官员贪赃枉法的报道淡出了得奖者名单。但对联邦政府机构和军事部门提出的质疑仍然很多，还有不少质疑涉及司法机构在损害百姓健康和福利的事件中的作用。

1985年，普利策奖理事会把新闻类奖项增加到14个，实际上就是要把奖项安排好，以便进入新的世纪。有两个奖项说明了报纸对待报道方式的态度变化，这就是解释性报道和特写。另一个奖项是专题报道，在1991年改称为独家报道。在普利策新闻奖当中居于老大地位的，仍然是社论撰写和公共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