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到家时天已经亮了，大火仍旧在城中肆虐。吴跟司机已经回来了。

“情况怎么样？”我问。

“我们尽量把人往外运，直到汽油烧光才回来。”

“找‘驴子’再要点汽油。”我命令道。

原来他们已经找过“驴子”，但是没有找到。有那么一瞬间，我想，要是“驴子”被炸死就好了，不过我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知道，越是像“驴子”这样的人反而越长命百岁。

“我们大家都喝杯酒吧。”我提议。

后来，我们发现“驴子”还活着，便找他要了点汽油，竭尽绵薄之力协助疏散难民。大元帅下令把政府所有的小汽车和大卡车都用来救助难民。一连好几天，难民们在飞扬的尘土中川流不息地出城，肩上挑着不多的家当，背上还背着孩子。他们挤满了成都路，坐满了两条江上的木船和舢板。重庆城原本的百万人口在几天之内就减少了3/4，其中有5000 人死亡，10000人受伤。

全城都在冒烟，后来日本飞机又来轰炸了一轮，让城区再度化为火海。一切都显得不太真实，尽管眼前横陈着男男女女和孩子们血肉模糊的尸体，也难以让人信以为真。飞机引擎低沉的轰鸣，稀稀落落毫无成效的高射炮火，机枪的扫射声，炸弹的爆炸声，冲天的大火，腾起的烟柱，轧轧作响的窗户——这一切都像电影里的场面一样，仿佛制片商要拍一部投资百万美元的好莱坞巨片，他在幕后高喊“摄影机预备！灯光预备！”摄影机就开始转动起来。音响师让音响和场景配合得天衣无缝。一切都很巧妙，很虚假，很残忍——一次祭神的试映。罗马帝国时代的哲学家普罗提诺曾说：“人生如梦，攻城略地和人生中的痛苦都是幻象。”在未受损伤的旁观者看来，重庆的轰炸和大火似乎就是如此。然而，对于那些身体已经被弹片撕裂的人来说，想必又是另一回事了。

2

那次大轰炸后，我们别墅里的口粮短缺了一段时间。来自乡下的供应中断了，手头的存粮还要分给隔壁寺庙里寄宿的难民儿童们。林从香港为我买的罐头食品还剩下半吨，我把这些罐头都送给了教会医院，那里的情况十分恶劣。我派林去拜访给我治过眼病的老医生，相信他会把食品分得公平合理。但不一会儿，林拉长着脸回来了。

“你那位医生不在。”他说。

“不在？他上哪儿去了？”

“跟别的医生一道跑了。医生们怕炸弹。”

经过进一步查询，我得知林说的情况属实。留在重庆的医生很少，其中大部分都是教会医院和英美炮舰上的医生。然而，城里还有10000 名伤员。

我对林说：“外国医生也害怕炸弹，但他们更害怕逃跑。他们怕人家说闲话。”

“中国医生老实。”林说道，“害怕了就逃跑。”

林对于他那些同胞的行为既不感到惊奇，也不感到羞耻。我也不该大惊小怪，因为国民党政府在报上公开宣称，中国每年只有5000 名大学毕业生，太宝贵了，不能让他们上前线去冒险。

大元帅的两个儿子——一个是亲生的，一个是收养的——有时在柏林，有时在巴黎，有时又到了美国。他们在那里跟白种女人跳舞，而他们的国家却在流血，在慢慢走向死亡。

我对吴和林说：“你们能想象罗伯特·李将军的儿子们会在南北战争期间到国外寻欢作乐吗？他们在打仗，而且是在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