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不承认“今上”，是康有为与孙中山的根本区别。

很快，日本政客就发现康有为东山再起希望渺茫，他固执地拒绝与革命党人合作也不符合日本的利益，于是对他冷漠起来，康有为被迫于一八九九年三月去了加拿大。

当康有为远在加拿大的时候，梁启超与革命党人有过联合的意向，但立即遭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这使得梁启超转而成为一名坚定的保皇派。孙中山与康梁的合作至此彻底断绝。

改良派与革命派本不必水火不容。

如果能够求大同存小异，中国近代史也许会是另一种走势。

就在孙中山发动的惠州起义面临失败的时候，康梁也发动过一次武装起义，史称“唐才常汉口之役”。

改良派使用暴力的举动令人惊异，或许只有在“勤王”的意义上才可以理解——“勤王”，就是保卫皇上，京城里的义和团扬言要杀光绪皇帝，当洋人的联军就要攻入京城时，康梁必须有所行动护卫“今上”。

唐才常，湖南浏阳人。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等地。他主张中国应该效法日本，走君主立宪的道路。在康梁的同意下，他成立了自立会和正气会，标榜“忠君爱国，以济时艰”。庚子事变后，他在上海召集社会名流，竟然开了一次“国会”。与会者成分复杂，多数人根本弄不清楚怎么“忠君”又如何“爱国”。这次“国会”选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任总干事。“国会”发布的宣言由容闳用英文起草，再由严复翻译成中文：“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将欲更始，以谋人民之乐利，因以伸张乐利于全世界，端在起复光绪帝，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治之政治权与之人民，藉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举。”这堆概念混乱的文字当场遭到章太炎的反对，他认为“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满清政府，又称拥戴光绪皇帝，实属大相矛盾，决无成事之理”，遂当即“割辫与绝”。

热情饱满的唐才常准备在武汉举行起义。

起义还是依靠会党，可依靠会党需要钱，不发钱会党成员不干，且购置枪支弹药也要大量的钱。负责海外筹款的康有为和梁启超迟迟没有消息，有传言说，已筹集的六十万美金被康梁私吞了，康梁坚决否认，但现实情况是唐才常急需用钱。正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一支会党突然自行发动起义，同时宣布了起义宗旨：一、保全中国自主之权；二、请光绪皇帝复辟——且不说武装造反是大逆不道，谁都知道现在是慈禧太后掌权，让光绪剥夺太后的权力还能有好？

两天后，清军消灭了这支莽撞的起义军。

唐才常等五十余人被逮捕。清军“搜出后膛枪数十支，军火数箱，以及印信、旗帜、信函、册籍等。其印文曰‘中国国会分会住汉之印’。又于唐才常身边小箧内，搜出号令告示稿，上面写着：“焚毁各衙署，占夺枪炮厂，劫掠军库，占据口池，焚毁三日，封刀安民，派将固守，再筹征进。”

清廷都没让这个连造反宗旨都不能自圆其说的人过夜，连同唐才常在内的二十多人于浏阳湖畔被就地正法。

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湖北巡抚于荫霖上奏：头品顶戴湖广总督臣张之洞、湖北巡抚臣于荫霖跪奏，为康党谋逆，创设自立会，勾结长江两湖会匪同时作乱，先期破获，擒诛渠魁，现派营四路剿捕，饬令缴票解散，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查此项自立会匪唐才常等，以康逆死党，窟穴上海，设立总会，自为总粮台，往来沿江沿海各处，广散银钱，购通会匪，计谋凶狡，党众纷繁……唐才常等到案，一一供认不讳。至其凭空造言，捏诬狂吠，诋毁两宫，悖逆凶悍，笔不忍书，令人发指。该会匪等以自立为名号，以焚戮劫掠为条规，以富有票为引诱，以哥老会红教会及各省各种会匪为羽翼，意欲使天下人心同时震动，天下民生同时糜烂，实为凶毒已极……惟目前时事虽棘，上下同心，力图振作，尚可勉筹补救之方。若该会匪各省蜂起，则中国真将有亡国之势矣。今该会匪既已自称为新造之国，公然自立，不认国家，是明言不为我皇上之臣子矣。乃尚敢托保国之名，以逞其乱国之谋，不独中国忠义臣民不受其欺，凡各国明理晓事之人恐也不受其欺也……惟湖北数月以来，自北方有警，长江人心惶惑，各匪四起，陆续增募勇营数十营，上游则界川之宜昌，下游则界江西之武穴，南则界湘之荆州，北则界豫之襄阳、随州、枣阳、应山、麻城，中路则沔阳、新堤、沙洋、嘉鱼、蒲圻、崇阳、监利，皆为会匪出没之所，皆须派营驻守，随时相机剿捕，并派营前赴湖南之岳州，河南之信阳州，越境剿捕巡防，以固藩篱。各属请兵请械，应接不暇，罗掘多方，增兵既多，增饷尤巨，种种艰难急迫，昼夜不遑。惟有竭力镇抚，相机筹办，随时与湖南抚臣、两江江西安徽督抚臣互相知会，合力办理，以维上游大局……光绪帝朱批：览奏殊堪痛恨。著即会商沿江沿海各督抚，将此项会匪，饬属一体查拿，尽法惩治，务绝根株。所有此次擒获首要及发奸弭乱各项出力员弁，准其从优请奖，以示鼓励。康有为从此不再言兵，他终于明白尽管“今上”待他不错，但真枪实弹地去“勤王”可不是他能干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