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翩翩公子，祖籍浙江绍兴，生于广东番禺，他七岁丧父，母亲“端严静默，贤而知书”，对其教育严格。他多才多艺，书法绘画无一不精，但别具新思想。甲午之后，每谈国事，愤怒不可自制，言“人有谓支那可以改良者，虽然，是可言而不可行也。所谓真改良者，惟血洗天下之人心而已。不然，则日日言改良，亦空谈耳”。他因结识宫崎寅藏、陈少白等人加入兴中会，虽不满二十岁却深具忧患：“朝廷之所为既有然，故人之欲为其官者，非愚良民而绞其膏血，则无以得上计。夫为官之道，在于科举，而支那之读书者，国家主义，岂曾梦见，其经营斗室之中，舍做官赚钱之外，别无思想。是读书者，适以养成贪欲不道之人也。源浊者未必不清，以此辈鬼蜮之人士，而参与国家之枢要，而欲国家之不衰颓，其可得乎？”因为“聪慧绝伦，尤擅决断”，他被孙中山认为是“命世之英才”。

惠州起义中，史坚如的任务是在广州联络会党，牵制清军，接应起义。因为经费拮据，他和哥哥史古愚变卖家产得款万余。但是，当他们与邓荫南到达广州后，却发现之前联络好的人“避面不见”。史坚如“人极坚决，且有毅力”，他以为“就此罢手，何以见人”？遂决定自己行动，暗杀两广总督德寿，以挽回影响，唤醒民众。

德寿，满洲人，原为广东巡抚，升任总督后仍住在巡抚衙门。衙门后的巷子名叫后楼房，德寿的卧室就在巷子路南。史坚如租下了对面路北的民房，然后开始挖掘地道，一直挖到德寿卧室的下面。地道挖好后，“把买好的大磅炸药私运进去”。黎明时分，史坚如“把药线放在一支大香之尾，计算过大约一点钟后，药线就可以烧着了”。然后他点燃香，离开民房向码头走去，准备乘船去香港。但是，及至“船要开行的时候”，都没有听见爆炸声，街头也没有任何异样。史坚如判定炸药没有爆炸，于是冒险返回那座民房。果然，药线已经熄灭。因为是白天，德寿不会在卧室，史坚如独自一人在房中等待。深夜已过，又一个黎明将至，他再次点燃药线。这一回，等他走到码头的时候，听见了爆炸的声音——“轰的一声，全城震动。”街头顿时混乱起来，史坚如听人说好几间房屋都被炸塌了，但是德寿仅仅被震落到床下，并没有死。史坚如不相信，上百斤的炸药，足够把德寿的卧室炸成一片瓦砾，怎么会是这个结果？他决定返回现场看个究竟——“居然乘着轿子，向巡抚衙门而来，以为总没有人知道的。”回到现场，史坚如发现药线太短，炸药未能完全引爆。悔恨之后，决心再炸一次，可是他已被密探盯上了。

史坚如被押解到南海县衙门。

知县裴景福先是美言厚待，诱惑他说出实情，史坚如喜怒笑骂不供；裴景福又拿出一份四十人的名单让他指认同党，史坚如坚拒不从；裴景福对其施以酷刑，百般摧残，史坚如始终怒目圆睁。

史坚如被斩首于广州天字码头，时年二十二岁。

这位兴中会最年轻的会员 “风姿如天女”却至死含恨：“君主专制必不能治，即治亦不足训也。今日中国正如数千年来破屋，败不至不可收拾，非尽毁而更新之，不为功。”

陈少白撰碑文铭云：雄心脉脉，寒碑三尺。后死须眉，尔茔尔宅。国人欲复，哲人不归。吾族所悲，异族所期。玉已含山，海难为水。蹇蹇此躬，悠悠知己。天苍兮地黄，春露兮秋霜，胡虏兮未灭，何以慰吾之国殇！那个在睡梦中被震落在床下的两广总督德寿上奏朝廷：……奴才伏查逆首孙文以漏网余凶，游魂海外，乃敢潜回香港，勾结惠州会匪，潜谋不轨，军火购自外洋，煽诱遍及各属，竖旗叛逆，先扰逼近租界之沙湾墟，意在挑启中外釁端，从中取事。其凶险诡谲，实与康梁逆党勾结长江两湖会匪同时作乱情形，遥遥相应。虽官军乘其未定，先以兜截，使两路之匪不能联合一气，归善之匪未能窜越一步，然犹豕突狼犇，横厉无比，戕杀弁勇，掳捉印官。各路会匪，仍敢同时并举，云集响应，罪大恶极，无以逾比。幸仰仗朝廷威福，将士用命，旬日之间，群凶授首，胁从逐渐解散，地方转危为安，城池租界，均未扰及，不致贻外人口实，尤为始料所不及。其伪军师伪元帅等，半以伏诛。而首逆之孙文，与谋之康梁各党，初则伏匿港澳，继闻窜迹外洋，前已照会港澳各洋官密拿惩办，即不能尅期就网，当亦不敢潜回……清廷大员将孙中山的武装起义视为与康有为、梁启超联合的反政府行动，这表明他们至此依旧没弄清楚孙中山到底为什么要造反。

在庚子事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反叛者孙中山在舆论上无法与康梁相提并论。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之所以成功逃亡，毫无疑问与日本人插手有关——梁启超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从天津乘船逃往日本，康有为同样是在日本人的保护下从香港转往日本。日本人保护康梁和支持孙中山虽出于同一目的，但日本政界似乎更重视康梁，试图通过康梁恢复光绪皇帝的统治权力。

孙中山与康有为的接触，最早可追溯到一八九四年。那时孙中山默默无闻，康有为已蜚声全国。一八九五年，孙中山在广州开办农学会，曾请康有为参加，遭到拒绝。在康有为眼里，孙中山不过是个海盗式的人物。一八九六年以后，兴中会领导人曾与康梁商议过合作问题，终因康有为的傲慢而无果。孙中山也曾几次求见康有为，康有为均以身上有光绪皇帝的衣带密诏（藏在衣带里的诏书）不便与革命党往来为由拒绝。一八九九年，在日本政客的撮合下，孙中山与梁启超在东京犬养毅的家里见面了——“康先生有事不能来。”尽管梁启超对孙中山的主张十分欣赏，但论及“彼此宜相助，勿相扼”，梁启超表示需同康有为商量后“再来答复”。几天后，孙中山派陈少白去见康有为，陈少白回忆道：我对康有为说，“满洲政府已不可救药，先生也要改弦易辙了。今日局面，非革命国家必无生机，况且先生以前对于清政府，不算不尽力，到现在他们倒要杀你，你又何苦死帮他忙呢？”康有为说：“无论如何，不能忘记‘今上’的。”我说：“要是先生是个没出息的人，我倒可以不说；如果自命为一个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人物，那么你不能为了你今上待你的好，就把中国都不要了。所以请先生出来的意思，就是不以私而忘公，不以人而忘国。据你先生说，你‘今上’亦是救国同志之一，那么革命的办法，并不是叛他的。我们想把中国弄好，革命若果成功，他亦应该赞成的，并没有什么对不起他的……”康有为没有什么好回答，只说了今上怎样好，差不多比尧舜汤武都要胜过几倍。康有为念念不忘的“今上”是光绪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