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华，湖南新化人，一九○三年留学日本，“时值俄兵入据东三省，瓜分之祸日迫，朝野皆束手无计”。年底，他与黄兴一起回国筹备武装暴动，拟“联络粤、鄂、皖、浙各省党人以倾覆政府”。不幸起义计划暴露，他经江西、上海再度回到日本。这时，清廷已意识到日本将成为革命力量的大本营，于是不断要求日本政府“驱逐留日之革命党”。为了自身的在华利益，一九○五年十一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支那留学生规则”。所谓“取缔”，在这里是管束的意思。按照《朝日新闻》的说法，中国留学生乃“乌合之众”，且“放纵卑劣”，他们需要代满清政府施行管束。当时，中国在日留学生达八千人以上，学生们纷纷用罢课表示抗议。其中激烈派主张全体回国，代表人物有秋瑾等；缓和派主张忍辱负重继续读书，代表人物有胡汉民等；而陈天华留下一封绝命书，独自离开了学校。

显然，陈天华对“放纵卑劣”四个字深感耻辱，但他同时表明自己并不是为羞辱而死，他留下的长长的绝命书，惊人地显现出他决心赴死时的沉静：……夫使此四字，加诸我而不当也，斯亦不足与之计较。若或有万一之似焉，则真不可磨之玷也。近来每遇一问题发生，则群起哗之曰，此中国存亡问题也。顾问题有何存亡之分，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惟留学生皆放纵卑劣，则中国真亡矣。岂特亡国而已，二十世纪之后，有放纵卑劣之人种，能存于世乎。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诸君而念及鄙人也，则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毋误会其意，谓鄙人为取缔规则而死，而更有意外之举动。须知鄙人原重自修，不重尤人，鄙人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惟须急讲善后之策，力求振作之方，雪日本报章所言，举行救国之实，则鄙人虽死之日，犹生之年矣。陈天华之所以选择“尸谏”，是对空谈救国已感厌倦：“夫空谈救国，人皆厌闻，能言如鄙人者，不知凡几，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他断言满清帝制的灭亡无须十年，“与其死于十年之后”，不如以今日之死“使诸君有所惊动”。陈天华称自己不能大有所为，只能做到两件事：一是“作书报以警世”，二是遇到可以死的机会慨然赴之。两者他都做到了，他于短暂的生命时光中写出《警世钟》和《猛回头》，流传至百年后的中国。

陈天华出身在贫寒人家，十五岁入私塾，喜民间弹词小说，因此他的《警世钟》一开篇便似话本的定场诗：“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钟鸣？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万丈风潮大逼人，腥膻满地血如糜；一腔无限同舟痛，献与同胞侧耳听。”与邹容和章太炎的文章不同，陈天华不是从反满的种族主义出发，而是从民族危机和帝国主义威胁的角度阐述中国何以必须推翻封建帝制：恨呀！恨呀！恨呀！恨的是满洲政府，不早变法。你看洋人这么样强，这么样富，难道生来就是这么样吗？他们都是从近二百年来做出来的。莫讲欧美各国，于今单说那日本国，三十年前，没有一事不和中国一样。自从明治变法以来，那国势就蒸蒸日上起来了，到了于今不但没有瓜分之祸，并且还要来瓜分我中国哩！论他的土地人口，不及中国十分之一，他因为能够变法，尚能如此强雄。倘若中国也和日本一样变起法来，莫说是小小的日本不足道，就是那英俄美德各大国恐怕也要推中国做盟主了。可恨满洲政府抱定一个汉人强满人亡的宗旨，死死不肯变法，到了戊戌年，才有新机，又把新政推翻，把那些维新志士杀的杀，逐的逐，只要保全他满人的势力，全不管汉人的死活，及到庚子年闹出了弥天的大祸，才晓得一味守旧万万不可，稍稍行了些皮毛新政。其实何曾行过，不过借此掩饰掩饰国民的耳目，讨讨洋人的喜欢罢了；不但没有放了一线光明，那黑暗倒加了几倍。到了今日，中国的病，遂成了不治之症，我汉人本有做世界主人翁的势力，活活被满洲残害，弄到这种田地，亡国灭种，就在眼前。你道可恨不可恨呢？《警世钟》、《猛回头》一经出版，发行成千上万册，“三户之市，稍识字之人，无不喜朗诵之”。更令清廷恐惧的是，清军中的普通官兵也视这两本书为至宝：“每于夜间或兵士出勤之时，由营中同志，秘置革命小册子于各兵士之床，更介绍同志入营以求普及。各兵士每每读《猛回头》、《警世钟》诸书，即奉为至宝，秘藏不露，思想言论，渐渐改良。有时退伍，散至民间，则用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言可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