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年初，在欧洲浓重的冬雾中，一位身穿皮大衣的中国人走出船舱，踏上了比利时俄斯敦港潮湿的台阶。

中国留学生李蕃昌、贺子才和朱和中在港口迎接他。

乘车进入布鲁塞尔市区后，这位绅士模样的人受到几十名中国留学生的欢迎，之后他住进胡秉柯同学的寓所。

在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尚未听说过比利时发生的这件事，因为其中的两个重要因素而具有历史意义：一，那个身穿皮大衣的中国人，正是大清帝国的皇太后和金知州迫切地想知其下落的“匪首”孙文，他在惠州起义失败后似乎销声匿迹了；二，欢迎他的中国留学生大多是湖北人，几年之后彻底颠覆大清帝国的武装暴动就发生在湖北武昌，有资料显示，在比利时湿冷的冬日里欢迎孙中山的那些留学生大多与数年后的那次惊天动地的大事变有关。

孙中山无法预料几年后将要发生的事。

此刻他来到布鲁塞尔，是想与这些心存反骨的青年建立某种联系。

连续的暴动毫无例外地以失败告终，革命的星火似乎闪烁了一下，但由此引发燎原之势的预想没有任何实现的迹象。孙中山迫切需要寻找一个答案：革命的基本力量到底是谁？哪些人群是可以依靠的对象？

孙中山对日本人感到失望。他甚至要与在军火买卖中作弊的日本商人打一场官司。他认为是他们直接导致了惠州起义的失败，而他手中握有军火商伪造的私章和文书，他和宫崎寅藏决心把被骗走的经费要回来。日本友人认为，公开诉讼恐怕没什么好结果，因为军火商的财产状况并不尽如人意，即使判决了也拿不回多少钱来。更重要的是，一旦立案，全世界将得知革命党人武装推翻清廷的企图。孙中山被迫接受了调解。日本军火商中村吐出来的是一所住宅，折价一万三千元，还有价值两千元的期票，而当初孙中山付给中村购买武器弹药的钱是六万七千元——日本军火商以中国革命者的鲜血为代价狠狠地赚了一把。

美国《展望》杂志记者林奇访问了暂时沉寂的孙中山。他在孙中山的寓所里看到了大量的军事、政治、经济、历史书刊。这位美国人惊讶于这位“西化了的中国人”的强硬：“清朝皇帝没有能力去有效地实行中国所需要的激烈改革。”“我们的人一旦获得适当的武装，并且做好大举的准备，就能轻易地打败清军。”“日本人用了三十年才办到的事，我们最多用十五年就能办到。”但是，孙中山所说的“我们的人”到底是些什么人？林奇提出了这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孙中山的回答是：在英国、美国檀香山和日本等地，“有一批接受了新式教育的追随者”。

这是一个十分含糊的回答。

“追随者”身份不明，“一批”数量不清。

至少在一九○五年以前，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大多认为，孙中山不过是个绿林人物。后来的同盟会员吴稚晖，在留学日本期间被邀去见孙中山，他很不以为然：“梁启超我还不想去看他，何况孙文，充其量一个草泽英雄，有什么讲头呢？”他问孙中山是否像“八腊庙里的大王爷爷”，同学回答说孙中山是个“温文尔雅，气象伟大”的绅士；吴稚晖再问“孙文是否有张之洞的气概”，同学回答说“张之洞是大官而已，你不要问，孙文的气概，我没有见过第二个”——无法得知孙中山到底是怎样一副“气概”，但他拥有革命家的魅力确凿无疑。即使是抱有成见的章太炎，见到孙中山后才发现这是“非才常辈人”。于是与孙中山开怀畅谈地制改革、未来赋税、教育平等、革命程序等问题，甚至还谈到了革命胜利后中国的首都应该建在哪里，结论是“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谋大洲则伊犁”——如果革命成功后仅保平安，首都就建在一熟天下足的武昌；如果想一统整个中国，首都就建在国土中央的西安；如果想要征服世界，首都最好定在亚洲大陆中央的新疆伊犁——伊犁位于中国西部边陲，那里竟然能够成为建都之地，由此可见他们的讨论该是多么的激昂。

然而，无论是一再组织武装暴动的孙中山，还是写出《訄书》号召推翻大清王朝的章太炎，他们似乎都小心地回避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在这之前，革命党人屡战屡败的原因是什么？

革命终究不能靠在屋子里谈天说地。

革命需要有人去流血牺牲。

那么，什么人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