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年冬，孙中山离开日本前往越南。客轮抵达西贡后，他从陆路赶赴河内，住进一家法国人经营的三等旅舍，化名高达生。孙中山在河内和西贡滞留半年之久，这半年他究竟干了些什么，史料一片空白。至今我们也无法得知这段史料空白的原因。唯一的线索是，他去越南的签证，是在上海办理的，签发签证的是一位名叫莫朗的法国官员。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在惠州起义前，孙中山就与法国政界人士有了接触，目的是希望得到法国驻日公使给与军事上的援助。在请求遭到拒绝后，孙中山与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韬美的联系保持了下来。

韬美是个对中国怀有野心的人物，他梦想修筑一条由越南通往中国云南的铁路，以便以越南为跳板，让法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影响扩大到整个南中国。当韬美了解到孙中山的反政府企图后，立即意识到可以利用这个人实现自己的梦想：“提出军事干涉并占领云南，作为以云南铁路工程开端的经济渗透的补充。”韬美的计划虽然符合法国殖民者的设想，却没能得到法国政客们的支持，原因是此时法国在亚洲正面临不少棘手的问题，比如英国和日本在中国南方的扩张已威胁到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既得利益。因此，维持现状是目前的最佳选择。法国外交部和殖民部都不赞成韬美支持孙中山。为此，当孙中山为筹备惠州起义到达河内时，原来约好密谈的韬美只派助手与孙中山见了一面。但是，韬美本人一直认为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因此，惠州起义失败后，他向孙中山发出邀请，名义是请他参观即将在河内举办的一个工业博览会。

孙中山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如果法国政府愿意支持中国革命，他可以抛开原本抱有极大期望的日本人。但是，到达河内时他才发现，那个野心勃勃的韬美已经被法国政府解职了，代替他的是忠实执行国内政策的新总督保尔·博。新任总督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哈德安接见了孙中山。孙中山向这位法国官员阐述了他的政治目标和近期打算：希望在武器和军事顾问方面得到法国的援助，并利用法国人控制的越南作为向南中国输入武器和人员的通道。如同向日本人作出承诺一样，孙中山承诺如果革命成功，在长江以南建立一个新政府，他的政府将对法国人的在华利益予以更大的让步。保尔·博拒绝了孙中山。唯一例外的是，法国人允许孙中山进入中越边境地区，前提是不允许他率领的“绿林游勇”滋扰那里的生活秩序。

保尔·博总督向法国殖民部报告：我从一开始就回避将武器弹药运经我的属地的可能性。中国政府肯定会得到消息，即使他不提出正式抗议，我们的工商业特别是云南铁路的建设，因此会搁浅。这种政策将与我们所历来实行的对待中国政府的政策背道而驰，因此导致我们与中国政府以及云南民众之间关系的完全改变。我甚至更进一步确信，我们不会对分割或扰乱中华帝国感兴趣……我认为禁止孙留在印度支那是不明智的，尽管他的密谋使我担心。我甚至有这种看法，万一中国要求将他逮捕，我们必须拒绝交出。否则我们的对手就会趁虚而入，并引起秘密会社不可调和的仇恨，使其将正用于推翻满洲的活动转而反对我们，这是一种冒险。法国人的矛盾，是所有对中国虎视眈眈的列强们的共同心理写照。而即使为艰难的局势所迫，孙中山在求得外援时的不计后果也是万分危险的。

在越南，孙中山依旧在联络会党组织。一位做西装生意的广东人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这位生意人“逢人必骂满洲政府”。经过攀谈，孙中山感到彼此话语很是投机，于是袒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西装生意人坚决要求与孙中山订立盟约，还先后介绍了不少有反政府倾向的人来见他。孙中山将这一组织命名为“致公堂”，后来又改名为“兴学社”。未来几年内，孙中山在南中国边境组织的数次武装起义，都与这个组织有关。

一九○三年七月，孙中山乘法轮“亚拉”号从西贡返回日本。此时的东京“遍觅旧同志，无一见者”，孙中山不禁黯然神伤。他前去横滨，租住在山下町一百二十番的一间房屋里。不久，中国教育会会长黄宗仰因避难《苏报》案逃到日本，见到孙中山后格外亲切，两人相约登山畅谈，黄宗仰留下诗句云：“仰瞻星斗十年久，蓟汉声闻三度雷。不死黄龙飞粤海，誓歼青鸟落京垓。函根今夕潭瀛胜，河上他时宇量恢。记取夜登冠岳顶，与君坐啸大平台。”

无论如何，仅仅“坐啸”革命是不会成功的。

拿着黄宗仰借给他的两百元钱，孙中山再次去了檀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