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问题：什么人是革命可以依靠的力量？

留学生们的观点是，革命依靠的主要力量，是大清新军中的革命分子和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于这一点，孙中山不以为然，他认为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而大清帝国的军队不可能发动革命，革命的力量只能来自改良后的会党。留学生们介绍了湖北新军和知识分子倾向革命的状况，用实例证明自新军中的革命派崛起后，像唐才常那样的会党在长江流域已没有任何势力。并且说会党起事的根本目的是劫财抢物，如果依靠他们赢得革命反而会受他们的制约。孙中山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并说他正在改造会党的章程。对此，朱和中措辞激烈：“会党无知识分子，岂能作为骨干？先生历次革命所以不成功，正以知识分子未赞成耳。”孙中山说，为革命牺牲的陆皓东、史坚如等人都是知识分子，怎么能说知识分子不赞成革命？留学生们说，赞成革命的知识分子太少，无济于事，必须争取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参加革命，才能事半功倍。交谈持续到第三天，孙中山的观点似乎改变了——“至第三日，总理似有所决定，为言今后将发展革命势力于留学界，留学生之献身革命者分途做领导人。我辈乃大悦，皆曰：此吾辈倾心于先生之切愿也。”

无论留学生们听到孙中山承诺他们有资格做革命领导人后“大悦”是出于什么心理，孙中山必定是接受了留学生们的这样一个观点，即大清新军中的革命派和知识分子是革命可以依靠的力量。这是孙中山在认识上的巨大进步，尽管他并没有放弃依靠会党，仅仅是赞成“双方并进”。

达成共识的那天晚上，留生们设宴招待孙中山，在香槟酒喝得“众兴益豪”之时，孙中山站起来说，讨论进行了三天三夜，今天应该做一个结束，建议各位即行宣誓。孙中山的建议遭到反驳，留学生们认为他们真心革命，何必与会党一样宣誓？众议不决时，朱和中表示，死都不怕，何怕宣誓——“我辈既决心革命，任何皆可牺牲，岂惮一宣誓？”孙中山即刻提笔写下誓词，然后对朱和中说：“即从尔起。”朱和中答：“可。”立誓人某某当天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有渝此盟，神明殛之。黄帝纪元四千六百四十二年冬月某某誓。

监誓人孙文朱和中看了誓词，笑起来。

孙中山问他为何笑。

朱和中答：“康梁说先生目不识丁，我见誓词简老，知康梁所言之妄。”

留学生朱和中称这个有着浓厚会党味道的誓词风格“简老”，用词实在精妙。

约有三十多人宣誓。

布鲁塞尔的这个宣誓组织并没有名称。

可以看出，孙中山不愿沿用兴中会或中华革命军之名，但新组织叫什么名字他还没有想好。

在留学生们的资助下，孙中山先后去了柏林和巴黎。

在巴黎，应孙中山的请求，法国外交部官员拉法埃·罗和菲力浦·贝特洛先后接见了他。根据拉法埃·罗呈给外交部的报告可以看出，此时孙中山依旧对法国政府抱有幻想：“孙逸仙作为中国南方反清运动的领导人，曾经得到日本的援助；现在他正设法使他的同志对法国产生好感，以求得法国的援助。孙甚至建议法国可否取代日本，成为他们革命运动的支持者。”无法得知会见令孙中山获得了什么。根据冯自由的记载：“丙午年（一九○六年）法国参谋部尝派武官多人，偕中国革命党员视察各省，欲对中国革命有所协助，即中山是时驻法交际之力也。”——没有可靠的史料证明法国军方曾有过这样的举动。如果真有，法国军人和中国造反者一起在中国各省策划武装暴动，这样的情景本身便会令人心惊。

在巴黎和柏林，孙中山相继成立了留学生革命组织。但是，这里的留学生不像比利时，政治倾向良莠不齐。以至于柏林的留学生王发科、王相楚与巴黎的留学生汤芗铭、向国华约定告密。他们以两人将孙中山骗进咖啡馆闲谈，另两人潜入孙中山居住的旅店房间，偷走了创建革命组织的盟书以及法国政府致安南总督的函件。然后四个人跑到大清帝国驻法国公使馆，见到公使孙宝琦后磕头痛哭，诉说加入孙中山革命组织的后悔之情。孙宝琦不愿事态扩大，打算对此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法国政府的函件涉及大清帝国国家利益，他不得不与法国有关部门进行交涉。孙中山回到旅馆后，发现文件被盗，认为留学生们如果反悔可以明说，不必使用如此卑劣的手段。由此，孙中山又印证了他之前的判断：“我早知读书人不能革命，不敌会党！”

外国人靠不住，知识分子也靠不住，会党有“志在劫掠”之嫌，那么革命到底应该依靠谁？

辛亥前后发生在中国的革命，史称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