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是：近代中国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

通常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于明末清初，那时中国出现了生产方式有别于传统手工业、形态原始的工业化生产。从工业化生产萌芽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与世界史的演进相对应时间并不算太晚。按照历史的一般规律，萌芽只要获得足够的条件就能顺势成长，从而将中国引向具备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体制。但是，众所周知，中国并没有按照这个历史规律发展。两百多年的清王朝没有给资本主义以任何生长空间，直到大清帝国倾覆之日，中国的资本主义依旧停留在萌芽状态。晚清，洋务运动兴起后，资本主义得到了某些发展，但是工业化的进展十分艰难，原因依旧缘于中国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特质。这种特质异常坚固，犹如堡垒，令无论什么样式的资本运营都难以突破。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不是从工业革命和殖民地扩张中生成的，中国近代既没有经历大机器生产的工业革命，也没有为扩展贸易而进行的开拓疆土的殖民行为，因此不具备大规模的原始积累。中国货币资本的积累，靠的是严酷的赋税制度，即从本国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身上盘剥而来，这不但无法完成真正意义上的资本原始积累，而且极大地制约着近代经济样式的大规模发展，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令中国的资本与封建体制紧密相连，使社会形态始终保持着由官商、民办和买办三者形成的奇异的互生关系。另外，西方资本主义强国是从手工业逐渐过渡到大工业生产的，而中国是在外力的强压下从手工业跳跃到大机器生产的，于是，所有的技术设备乃至原材料都需要依赖进口，这就不可避免地使中国的资本主义始终处在列强的控制之下。

中国资本主义脱胎于封建制度，反映到中国资产阶级身上，使其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始终没有发育成熟的可能。因此，不成熟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其阶级结构与西方资产阶级大相径庭。西方资产阶级的主体，是由在近代工业革命中产生的城市市民发展而来，他们与封建专制制度没有任何“血缘”关联。而在没有近代工业的中国，是无法产生中产阶级和市民阶层的。直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依旧是一个封闭的农业国家，即使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横陈海岸，中国的资本经济依旧没能融入全球的贸易往来中。在构成所谓资产阶级的社会阶层中，纷杂地聚集着商人阶层、官僚资本阶层、乡土士绅阶层、新型知识分子和旧式文人阶层以及封建官吏阶层。虽然拥有资产不是资产阶级的唯一标志，但问题的关键是，产生资产阶级的必要条件之一，即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在近代中国从来没有建立起来。因此，组成中国资产阶级的复杂阶层，无不被封建经济体制和社会形态所制约。这就让近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如果可以称之为一个阶级的话——其阶级面目格外地模糊不清。

面目不清的阶级所领导的革命将是一场怎样的革命？

就在孙中山奔波于美洲和欧洲的时候，因为清廷自《苏报》案开始对舆论的残酷镇压，国内反政府人士认识到革命需要行动，行动首先要建立起革命组织。于是，各种各样的团体纷纷涌现。

就对辛亥革命的影响来讲，首推华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