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一个月零三天后，清廷镇国公载泽、户部右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户部署理右侍郎绍英和刚被朝廷任命为闽浙总督但尚未上任的端方，五位大臣动身出国考察宪政。车马仪仗浩浩荡荡，送行的官吏朝服光鲜，前门火车站很是热闹。此时，没人注意到一个身穿官服但帽顶上没有红缨的人。这个人随着人群上了火车，然后向五大臣的车厢一点点靠近，走到两截车厢连接处的时候，火车头刚好与车厢靠挂，车厢剧烈地抖动了一下，藏在这个人身上的炸弹突然自爆——他携带的是撞针式炸弹，身边的人因为车厢抖动站立不稳，撞在了他身上——轰然一声巨响，身边的三个人被炸死，五大臣中两位受伤，而携带炸弹的这个人的下半身被炸烂，当场死亡。

一片混乱过后，没人认得刺客是谁。

刺客破碎的遗体被药水浸泡在一个玻璃箱内，放置在前门火车站显著的位置以让人辨认。

很长时间没人指认。

朝廷只好下令将尸体抛于荒野。

又过了很长时间，人们才知道，这个携带炸弹的人名叫吴樾。

吴樾，号孟侠，一八七八年生于安徽桐城。父亲是个小官，也算世家子弟。八岁那年丧母，父亲弃官从商养活家人。十三岁开始灯下苦读，希望通过科举改变命运。二十岁时终于厌倦了八股文。三年后北上京城：“斯时所与交往者，非官即幕，自不意怦怦然动功名之念矣。逾年，因同乡某君之劝，考入学堂肄业。于是得出身派教习之思想，时往来于胸中，启复知朝廷为异族，而此身日在奴隶丛中耶！”这个懵懵懂懂的青年正处在思想剧变时期。他先是得到《革命军》一书，再三诵读，爱不释手，始“知家国危亡之在迩，举昔卑污之思想，一变而新之”。后又读了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日日言立宪，日日望立宪，向人则曰西太后之误国，今皇之圣明，人有非康梁者，则排斥之”——革命派此时变成了君主立宪派。接着，他阅读了大量的革命报刊，“思想又一变，而主义随之。乃知前此梁氏之说，几误我也”。最终，吴樾成为一个排满主义者。他痛恨国人的麻木和愚昧，认为排满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暗杀，一是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一个人就可以做，革命则需要群体的力量。而“今日之时代”，与其说是革命的时代，不如说是暗杀的时代。他决心承担起一个人所能承担的暗杀职责。那么，暗杀谁最理想呢？“予遍求满酋中，而得其巨魁二人，一则奴汉族者，一则亡汉族者。奴汉族者在今日，亡汉族者在将来，奴汉族者非那拉淫妇而何？亡汉族者非铁良逆贼而何？杀那拉淫妇难，杀铁良逆贼易。杀那拉淫妇其利在今日，杀铁良逆贼其利在将来。杀那拉淫妇去其主动力，杀铁良逆贼去其助动力”。①

铁良，清廷军机大臣，刚刚受任“会办练兵事宜”，兼督办政务大臣。他在上海制造局提走了八十万两白银，又在海关提走了七十八万两白银，说是用于练兵习武以防汉人造反。在这之前，由于武昌、长沙两地革命党人活动频繁，清廷特派铁良南下武汉“侦察情形”。华兴会员胡瑛、王汉试图借机行刺，“以去满人之魁渠”。铁良由京汉铁路返京时，胡瑛、王汉化装跟随，行至河南“王汉露出破绽”，“自知不免，投井死焉”，胡瑛则潜入京城“依同志而居”。

吴樾认为，王汉之死是专为勉励自己的，他抱定必死的决心以了却王汉的心愿。

但是，铁良护卫森严，始终没有下手的时机。

不久，吴樾得知五大臣即将出国考察宪政。这个曾经的君主立宪制的支持者认为，一旦朝廷大臣考察成功，真的实行了君主立宪，就等于延长了清廷的寿命。于是，他决定向五大臣下手。

吴樾的同志得知他准备动手时为他写下了绝命诗：一腔热血千行泪，慷慨淋漓我有言。

大好头颅拼一掷，太空追攫国民魂。

临歧握手莫咨嗟，小别千年一刹那。

再见却知何处是，茫茫血海怒翻花。②有充分史料显示，吴樾为光复会员，据说他身上藏着的炸弹，是光复会领导人蔡元培亲手制作的。虽然光复会的部分会员同时加入了同盟会，但没有史料证明吴樾是同盟会员。

同盟会《民报》刊文言：“自秦汉降，吾族不武，荆轲聂政之事，几于绝迹。而吴君独能为民族流血以死，呜呼其壮烈不可及也。”③

吴樾死后一年，《民报》又出版纪念特刊《天讨》，刊发了吴樾的全部遗书，内容包括《暗杀时代自序》、《暗杀时代》、《暗杀主义》、《复仇主义》、《揭铁良之罪状》、《杀铁良之原因》、《杀铁良之效果》、《敬告我同志》、《敬告我同胞》、《复妻书》、《与妻书》、《与章太炎书》等。 这是一个激烈而清醒的牺牲者，认为追求长寿没有任何意义，当死比活着更有意义的时候，人就应该毅然去死：人之死生亦大矣哉！盖生必有胜于死，然后可生；死必有胜于生，然后可死。可以生则生，可以死则死，此之谓知命，此之谓英雄，昧昧者何能焉。生不知其所以生，死不知其所以死，以为生则有生人之乐，而死则无之，故欲生恶死之情，自日来于胸中而不去，则此辈之生如秋蝉，死若朝菌者，可无足怪矣。若夫号称知命之英雄，向人则曰我不流血谁流血，此即我不死谁死之代名词耳……而况奴隶以生，何如不奴隶而死，以吾一身而为我汉族倡不奴隶之首，其功不亦伟耶？此吾为一己计，固不得不出此；即为吾汉族计，亦不得不出此。吾决矣！④吴樾劝告未婚妻，人即使长寿，也不过是吃饭穿衣较别人多些，因此不如“当捐现在之有限岁月，而求将来之无限尊荣”。他甚至要求妻子比之法国罗兰夫人——“以区区一弱女子，而造此惊天动地之革命事业”。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