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亲历了鸦片战争以来种种屈辱的慈禧，对大清帝国岌岌可危的处境有清醒的认识，不然就无法解释作为一个朝廷的皇太后，辛丑之后会亲自主持一系列的社会变革。慈禧对给大清帝国带来灭顶之灾的日本特别关注。在日俄战争中，区区小国日本竟然打败了强大的沙俄帝国，与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慈禧也认为这是日本实行宪政的结果，或者说是宪政制度能够使一个国家强盛起来——“甲辰，日俄战争起，论者以此为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争。”慈禧不可能不知道因为俄国战败，其国内发生了一系列针对皇室的革命，她很容易联系到这些年臣民们针对清廷的持续不断的暴动。所以，尽管她并不清楚宪政是怎么一回事，但她清楚日本国实行宪政后已经强大起来。特别重要的是，实行了宪政的日本皇帝依旧存在，并且依旧被日本国民视若神明。不变一下肯定不行，像日本那样变一下，或者未尝不可，或者顺势所趋，或是对帝国的政权并无危险？总之，定是比终日处在杀尽满人的叫喊声中安全得多。促使慈禧下决心对延续了几千年的帝制进行变革的原因，除了各地的反叛者不断制造暴动和暗杀这类骇人听闻的严重事端外，反叛者不再是穷困潦倒的饥民而是那些宁愿掉脑袋也要追求主义的人，这一点最令慈禧深感不安，因为即使砍掉再多的脑袋，主义也无法灭绝，更何况在中国这片土地上脑袋是砍不尽的。

张謇，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他曾是帝国的科举状元，因此得以进入政权的上层；他又是近代中国第一位“下海”经商的状元，这又使他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的资本家。张謇在辛亥革命期间有活跃的政治行为，其政治地位在他所处的阶层中举足轻重，且对国家时局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个江苏海门的农家子弟，在经历了寒窗苦读的艰辛、五次乡试不中的沮丧、为生计而进入庆军幕的奔波、隐居家乡教书读书的孤寂之后，甲午年（一八九四年），为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寿辰朝廷将举行恩科会试的消息传来了，被光宗耀祖的梦想折磨得憔悴不堪的父亲恳求儿子再试一回。父命不敢违，张謇只好再次进京应试。发榜的时候他没想过自己能中，不料竟在礼部会试中排名第六十，获得了复试的资格；在复试中他又中第一等第十名，获得了殿试的资格。一八九四年四月十一日殿试，策问的四道题包括河渠、经籍、选举和盐铁，张謇不敢陈述自己的独到见解，老老实实地按照朱子学说应对。结果，阅卷大臣翁同龢大声叫好，认为“文气甚老，亦雅，非常手也”。八位阅卷大臣中，七人建议张謇定位第一名。更重要的是，皇帝的最后定夺也是如此。状元及第，无上荣光，张謇被授予翰林院修撰，从此进入皇家官员行列。而四十一岁的张謇十分冷静：“栖门海鸟，本无钟鼓之心；伏枥辕驹，久倦风尘之想。一旦予以非分，事类无端矣。”

不久，甲午战争爆发，尽管因官阶所限，张謇只能通过恩师翁同龢向皇帝呈递奏章，但他仍被归于主战的帝党中的重要决策人之一。其时，主战派对大清帝国能否战胜日本并无充分实据，他们激烈抨击主和派的最终目的是为光绪皇帝争取权力。然而，当战争正在艰难进行时，传来父亲病逝的消息。按照大清帝国的惯例，张謇必须回乡守孝三年。回乡不久，《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来，张謇在日记中写道：“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这个充满爱国之心且思想激进的状元郎决心实业救国。张謇的决心来自对列强资本的大量输入以及大清国将要沦为殖民地的巨大忧患：“向来洋商不准于内地开机器厂，制造土货，设立行栈，此小民一线生机，历年总署及各省疆臣所力争勿予者。今通商新约一旦尽撤藩篱，喧宾夺主，西洋各国，援例尽霑……今更以我剥肤之痛，益彼富强之资，逐渐吞噬，计日可待。”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张謇创办的实业，与之前洋务派的“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企业有很大区别。甲午之后，中国民间资本在外资的挤压下独立发展的愿望日渐强烈，而时艰款绌的朝廷为了缓和内外危机，放松了对民间资本开办企业的限制。一八九五年底，总理衙门下达上谕，要求各省成立商务局。商务局是官方领导机构，而企业则采取民间商办的办法。首先响应这个政策的，是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张之洞，他立邀张謇在通州设立商务局，随后创办大生纱厂。

状元办厂，在自古重文轻商的中国可谓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