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资本是柔弱的。对于民间资本来说，致命伤是官僚阶层的介入。为了能够在封建体制中生存下去，并与官僚势力建立起平衡的关系，张謇和聚集在他身边的民间士绅携带着民间资本形成了中国近代民族工商业的最初群体。这一群体诞生出由传统士人和乡间绅士转化来的新的社会阶层——如果说他们已经接近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是能够寻找出合理性的。以张謇为代表的近代“资产阶级”极具中国特色：他们对列强怀有巨大的戒心，始终与外国资本保持适当的距离；他们梦想以民族工商业的发达来加强国力振奋国人，从而抵御国家面临的外侮并平复国人心头的创伤；他们拥有相对数量和相对自由的资本，帝国的政治秩序越是混乱，他们越是能够摆脱官僚阶层的干涉，因此他们不拒绝任何形式的社会变革，除了动摇皇权之外；他们无论在政治上、思想上还是在商业上，都与封建官僚体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依附性甚至是他们生存的必要条件，所以每到历史的关键时刻，他们很自然地就会与皇族和官僚站在一起；他们是封建专制制度下一个变异的资本阶层，同时具有鲜明的先进性和落后性。

张謇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力主立宪的代表人物，代表他从属的阶级或阶层向帝制制度提出他们的政治诉求，是一种历史必然。

一九○三年，张謇去日本考察，这是他公开主张立宪和投入立宪运动的开始。长达七十天的逗留，他考察的重点是日本工商业，但是，得到的启发绝不仅仅是如何发展工商业，而是“立宪则昌，不立则亡”的政治结论。回国之后，他等待着向皇上进言的机会。不久，大清帝国驻外国使臣孙宝琦、胡维德、张德彝、梁诚等人联名电奏朝廷请求政体变革。国内的一些封疆大吏也随声附和提出了君主立宪的主张。慈禧立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尽管主张变革政体的大臣多数是汉人，但他们终究是大清帝国政权结构中的重要人物，如果无视或者忽视这样一群颇有实力和势力的人，对于眼下这个内外皆忧的政权来讲是相当危险的。慈禧决定采用拉拢的方式安抚朝廷命官的激烈情绪，而在无数朝廷命官中她首先选中的是张謇——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安抚，显示出慈禧政治上的精明。

清廷下旨，任命张謇为三品衔著商部头等顾问官。早已决定放弃做官之路的张謇欣然受命。此时他已经是大清帝国著名的实业家，但“江海之宦，宦情久绝，忽被恩命，甚愧而逾。顾问官为新制，又系实业，于经营实业界中，或者小有裨益，是则王命之孚为可感也。”张謇立即与商部总领皇族载振拉上了关系，并应张之洞之邀草拟出实行立宪的奏稿。

以张謇为代表的中国立宪派的基本政治主张是：一，非从根本上改变政体不足以挽救国家危亡；二，各国宪法中与中国国情最接近且最容易学习的是日本宪法；三，皇权不会被削弱，立宪仅仅是扩大民意咨询；四，立宪事宜与步骤是：宣誓立宪，通告天下，名定“大清宪法帝国”，然后派大臣出国考察宪政，最后完成宪法章程。

宪政的核心是公平与平等。

马克思认为，商品是天然的“平等派”，宪政的意愿产生于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则中。健康的商品交易双方是平等的，商品交换不论社会地位的高低，商品经济因此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体现出公平的竞争。商品经济体现在政治上，就是公平与平等。商品经济是民主政治的天然训练场，人们在商品交易中讨价还价和寻找妥协的缝隙，延伸到政治领域就是民主习惯。商品经济是公民参与政治的动力源泉。商品经济通过交换实现双赢，民主政治也是一样。显然，在张謇的时代，无论民间资本企业如何兴旺发达，中国近代社会从来没有进入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代。张謇和他从属的阶层的最大政治诉求，就是维护自身的利益，以图更加迅速成熟地发展民营经济，因此他们的立宪主张与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无关。

慈禧还是采纳了“资产阶级”的某些建议。

派出大臣们赴东西方各国考察宪政，这就是向政治体制变革迈出的第一步。

但是，前门火车站内的一声巨响，炸得慈禧太后、清廷官吏和大资产阶级们一脸茫然。

接着，暗杀的消息不断传入宫中：先是杨振鸿暗杀云贵总督丁振铎，由于戒备森严未成；接着是杨卓霖暗杀闽浙总督端方，由于事先暴露杨卓霖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