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混乱的结局是同盟会“山头”林立：陶成章和章太炎等人在日本重建光复会；谭人凤、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焦达峰、刘公等人在武汉创立共进会，孙中山本人也对同盟会总部的工作失去了信心。林立的“山头”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各有表现：光复会曾为创立共和拼死作战；中部同盟会和共进会因武昌首义的胜利名声鹊起；最大的“山头”还是以孙中山为首，他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和南洋各分会有力地支持了他的革命事业。

尽管如此，中国革命派最大的团体同盟会的涣散，令人扼腕。

就在同盟会内部混乱不堪之时，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民间立宪团体——预备立宪公会——在上海成立了。

预备立宪公会的成员，是一群这样的人物：他们除了说服自己之外，不需要与包括革命派、保皇派和信奉各种主义的人在内的任何人去辩论；而且除了自己的才智机谋之外，他们不惧怕包括造反的暴民、犀利的文人，甚至是权倾天下的朝廷在内的任何势力。

这是一个意志统一且有能力影响时局的集团。

预备立宪公会会长郑孝胥，早年曾入沈葆桢、李鸿章幕。一八九一年出任大清帝国驻日本公使馆秘书，后升任驻神户、大阪总领事。一八九四年回国后入张之洞幕，曾任江南制造局督办。郑孝胥不但是官吏，还是颇具名气的文人，且因在许多企业有投资而家产甚丰。

副会长张謇，大资本家、大绅士、大教育家。他创办或承办了大清帝国重要的官商企业：大生纱厂、大达外江轮步公司、资生铁冶厂等，是绅商、官僚、贵族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推动立宪、反对革命的立场十分坚定。继任会长后，在促使清廷立宪上始终是领袖人物。

副会长汤寿潜，字蛰先，浙江山阴人。早年写《危言》主张变法。曾任清廷两淮盐运使、浙江铁路公司总经理。

王清穆，字希林，号丹揆，江苏崇明人。曾任直隶按察使、商部右丞，创办富安、大通纱厂，并在张謇的大生纱厂拥有投资。

周廷弼，字舜卿，江苏无锡人。曾任商部顾问，创办无锡裕昌丝厂。

许鼎霖，字久香，江苏赣榆人。曾任大清帝国驻秘鲁领事、浙江洋务局总办，经营着海州赣州豆油公司和海丰面粉公司。

徐润，字雨之，广东香山人。曾任直隶候补道、招商局总办，创办了济和水火险公司和景纶衫袜厂等企业。

孙多森，字荫庭，安徽寿州人，军机大臣孙家鼐之子。曾任直隶劝业道、井陉矿局总办，经营上海阜丰面粉厂。

荣铨、荣德生兄弟，江苏无锡人。创办保兴面粉厂、振兴纱厂等。

张謇《蔷翁自订年谱》：“郑孝胥同议设预备立宪公会，会成，主急主缓，议论分驳。余谓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公推孝胥为会长，寿潜与余副之。”

尽管《预备立宪公会会员题名录》的统计并不完整，但在列出的三百五十八名会员中，七十七人担任过知县以上的官职，八十四人是企业主、公司经理、商会总理，其余除少数知识界精英外，绝大部分是企业投资者。

有史论称，他们是官、绅、商合为一体的“绅商”。

也有史论称，他们是在特殊国情和特定历史阶段产生出的一群“官僚企业家”。

还有史论称，尽管他们在近代资产阶级的基本特征上存在缺陷，但姑且可以算作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

无论如何，他们将成为辛亥革命时期的主角。

中国近代社会庞大的官僚体制在清末开始松动，传统的乡绅和商人阶层也在商品经济的潮流中逐渐分化瓦解。近代中国的乡绅阶层发生了三个显著变化：一是新型绅士的出现，这些人大多出身于非传统绅士家庭；二是新型绅士的财富来源从传统的土地收入转向商业收入；三是绅士阶层的社会身份开始向商界转化。中国传统社会历来重官轻商，这种风气的转变受到朝廷思维方式变化的影响，一九○三年，清廷成立商部时，朝廷颁布上谕：“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总期扫除官习，联络一气，不得有丝毫隔阂。”官与商“不得有丝毫隔阂”的鼓励，造成了清末“官商不分”的奇观。在朝廷废除科举制后，读书、升官、发财之路不通了，下海经商遂成为时髦。同时，总想进入官僚体制的商人，可以通过出钱“捐纳”买官，当时全国各地的巨商通过金钱弄个顶戴花翎或几品候补的事屡见不鲜。一九○五年左右，各地开始风行组织商会。这本是工商界联合起来争取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团体，商会组织曾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起到巨大作用。但是，这个东西一到中国就变了味道。中国各地商会的会员都有官衔要求：天津商务总会的二十二名会董，小至九品千总，大至二品候补道，全部拿钱买了官职；下属直隶各州的四十八个分会，会董们也无一例外出钱为自己弄了个功名。广东开风气之先，商人厌官，但是，自称商业组织的粤商自治会的主要领导和骨干分子，也人人都有个知县级别的官衔。商不商，官不官，宜商宜官，官商不分，形成了二十世纪初一个极具特色的上层社会集团，而这一集团的政治面目同样是模糊不清。

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提纯”过程可谓拖泥带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