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面目模糊到面目清晰的过渡其阻力之大、时间之长，堪为世界之最。

究其原因还是那个老问题：世界上很少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度过了如此漫长的历史时光。从中国“资产阶级”的某些属性上看，张謇们的政治热情与西方民主革命中的新生资产阶级一样，为的是减少经济交往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增加可预期性和稳定发展的持续性。所以，他们的要求是：建立可以保障其财产的合理可靠的制度。一般地说，宪政制度是对个人权利和财产的最有效的保障，也是现代政府获得合法性的制度依托，因此成为张謇们的最终政治愿望。

但是，商品市场经济的原则，是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干预；民主政治的基础，也是有效限地制政府的无限权利。而张謇们不但要求前者，同时还希望滞留在官僚体制中，这种中国特有的古怪现象，决定了中国近代民主革命极其不确定的复杂特性。

无论如何，绅商们是一群务实的立宪派，他们的务实精神将在未来历史中得到巨大的回报。但是，至少在一九○七年前后，他们还没有看到在中国实施立宪政治的任何希望。他们不拒绝但也不在乎梁启超这种仍被朝廷通缉的“要犯”，但他们决不会忽视孙中山这个在他们看来是十足的“江洋大盗”——令孙中山这个名字总是挥之不去的主要原因是：暴民乱党的武装起义接连不断，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绅商们一致认为，这不但是朝廷的心腹之患，也是他们深恶痛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