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约翰·肯尼迪还是参议员，他十分赏识萨缪尔森这位哈佛校友，并聘请他做自己的高参。1960年，成为总统的肯尼迪相当信任他，任命他为总统调查顾问和美国国家计划局经济顾问。1961年萨缪尔森加入了特别工作小组，并成为了向肯尼迪总统提交的《美国经济状况》报告的起草人和定稿者。在文章中，他建议增加国防支出和对外援助，并提议把公共工程、公路建设及城市更新计划放在最优先地位等等。

在政策制定者的那些人中，新古典综合派起着重要的影响。然而当肯尼迪总统邀请他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时，他觉得没有自由，不愿受职位的束缚而婉言谢绝了。他转到幕后，为顾问委员会中新古典综合派的委员们如沃尔特·海勒、詹姆斯·托宾等出谋划策，为此他曾开玩笑地自比”灰色陛下“。

在萨缪尔森指点下，托宾等提出了如减税等许多大胆的刺激就业的财政、货币政策。在这样强大的人为操控下，美国的经济开始摆脱极为不利的”艾森豪威尔停滞“，到1965年时，GDP增长了31%，物价上涨只有2%，就业情况也大为改善，美国经济形式一片光明，并且在肯尼迪及约翰逊总统任期内，没有爆发所谓的经济危机。于是在《经济学》的第8版中，萨缪尔森写上了一个醒目的标题《为经济周期唱挽歌》，并且以坚定的语气指出，新经济学就如同现代医药结束了小儿麻痹症和天花一样，熨平了经济波动。

用心良苦，完成旷世经济学巨着

1947年，对于萨缪尔森来说是收获最大的一年。这一年，他不仅发表了自己的专着《经济分析基础》，还被晋升为正教授，并获得为表彰40岁以下取得显着成就的经济学家而设立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这本书的内容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第一，它开始将凯恩斯学派的概念融合到经济学入门的课程中去。自萨缪尔森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以来，他就做好准备要在自己的课本中对凯恩斯学派进行介绍。第二，由于萨缪尔森坚信数学是说明经济联系的一个精确手段，因此，他在书中一开始就运用图形、方程式向初学者说明理论。

萨缪尔森对写书充满激情，虽然他也不认为写教科书是个枯燥无聊的工作。他写道：“撰写启蒙并不容易，但报酬丰厚。我不单指金钱上的报酬。接触一代人-千千万万人的思想便是一种任何学者以任何其他方式所不能得到的享受，另外，我们经济学家对把自己知道的经济学知识写在纸上也的确是一种激动人心的体验。我只希望能和读者分享这种激动。”

在《经济学》中，他通常以引路人的身份循循善诱，而从不以说教者的面目出现，这就使读者渐入佳境。在序言里，萨缪尔森以热情洋溢的口吻对读者说：“我们非常羡慕你，首次远航去经济学的世界从事激动人心的探险。这种惊心动魄的经历你一生只有一次。因此，当你开始之时，我们要说祝你一帆风顺。”